九型人格在心理治疗中的使用：一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

文章基本信息

本文原为劳雷尔·内斯比特（Laurel Nesbit）提交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研究生院、用以取得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学位的博士学位论文，2022 年 8 月完稿于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导师为汉娜·B·贝恩（Hannah B. Bayne），专业方向为咨询与咨询师教育（Counseling and Counselor Education）。全文共 163 页，含致谢、摘要、术语定义、目录、第一章至第五章，以及附录 A–G、参考文献与作者简介；正文内嵌 6 幅编号示意图（图 1-1、图 4-1、图 5-1 至图 5-4）与 1 张表格（表 4-1）。

论文以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方法，通过对九名受过正式九型人格训练、且自认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的心理治疗师的深度访谈，建构出一个描述性模型——「咨询九型人格」（the Counseling Enneagram）。该模型由十个成分组成：一个「动态性」（Dynamism）要素，以及九个用以描述治疗师如何把九型人格带入咨询的「立场」（stances）——修习自我、安静评估、使用九型概念、合乎伦理地使用、培育谦卑、调整临在、培育治疗技能、监测与承托、投入成长。论文并把该模型与既有文献比较，讨论其研究意义、局限与作者的个人反思。译文据原文译出，供九型学苑研究卷学术参考。

编者按：这是一篇把九型人格带到心理治疗现场的质性研究博士论文。作者劳雷尔·内斯比特本身就是执业心理咨询师，她不去争论九型人格「是否科学」，而是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那些真正在咨询室里用九型人格的治疗师，究竟在做什么？她用扎根理论把九位治疗师的访谈逐层编码，最终得出一个十成分模型——九个「立场」加一个「动态性」。文中大量使用「三中心（centers/triads）」「侧翼（wings）」「动态运动（dynamic movement）」「激情/固着（passions/fixations）」等术语，均沿用里索-赫德森、帕尔默、马伊特里与切斯纳特一系的用法。论文含附录 A–G（招募邮件、筛查问卷、知情同意书、访谈提纲、早期模型迭代、样例编码与备忘录），均照译；参考文献（List of References）与作者简介亦一并译出。读者宜留意：质性研究的结论扎根于特定样本与语境，作者所给的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描述模型，而非可推广的因果结论。

致谢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支持与指引，我心怀深深的感激。我的丈夫彼得（Peter），自我回家说「我在想再读一个学位」起，便一直是鼓励、爱、食物与经济支持的来源。我无比幸运，拥有莉齐（Lizzie）——一个比我更聪明、并愿意花上数千小时与我谈论九型人格与人生的姐妹。阿里（Ali）与我同忧共喜、给我鼓励，并提醒我偶尔要休息一下。我要感谢里基（Ricky），他分享自己的才华与时间，帮我把文字变成图画。

我要感谢我的答辩委员会：汉娜·贝恩（Hannah Bayne）、安娜·普伊格（Ana Puig）、维姬·韦肖（Vicki Vescio）与赵鹏飞（Pengfei Zhao）四位博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关于「如何成为一名学者」的东西，也感激他们愿意接纳这个课题。在为本研究寻找啦啦队长与共鸣板这件事上，我再也找不到比贝恩博士更好的了。赵博士教会我：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找到自己的路。我也要感谢卡琳·菲尔兹博士（Dr. Karin Fields），她与我一样对九型人格怀有热情，并努力拓展九型人格社群。

我感激蒂娅（Tia）、特蕾莎（Theresa）与克里斯廷（Kristin），在疫情之下这一轮研究生学业中，她们尽力让我保持身体健康、内心踏实。

我的来访者持续地给我灵感、让我扎根。他们从不让我变得过于自负，我也一再被他们的智慧与韧性所震撼。在这段旅程中，他们是我的一块试金石，而他们的信任令我谦卑。

最后，我感激我的社群与家人，感激他们的爱与支持。

摘要

九型人格（the enneagram of personality）是一套理解个体「惯常的思维、感受与行动方式」的系统。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描述出「咨询九型人格」——一个刻画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模型。「咨询九型人格」包含十个成分：一个「动态性」（Dynamism）要素，以及九个用以描述治疗师在咨询中如何与九型人格互动的「立场」（stances）。「咨询九型人格」模型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把九型人格纳入咨询实践，作为治疗师成长的工具与临床干预的框架。

术语定义

1　引言

九型人格（the enneagram）是一个由等边三角形与不完整六边形内接于圆而构成的九点符号（见图 1-1）。把九型人格作为理解人格的工具来使用，主要发源于口传传统：自 1920 至 1930 年代的亚美尼亚神秘主义者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开始，经 1960 至 1970 年代的玻利维亚哲学家伊察佐（Oscar Ichazo），再到 1970、80、90 年代的智利精神病学家纳兰霍（Claudio Naranjo）（Bland, 2010; Palmer, 1988; Riso & Hudson, 1996）。伊察佐与纳兰霍发展出与九型符号九个点相对应的九种人格类型，并各自创办了探究学校，吸引了现代学者唐·里索与拉斯·赫德森（1996）、海伦·帕尔默（1988）、桑德拉·马伊特里（2000）等人。尽管并非专属于咨询领域，九型人格旨在提供一种增进自我觉察的途径，以及一张个人成长的路线图（Bland, 2010）。传统上，九型人格被用来识别可观察的行为模式与驱使之信念（无论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被用来组织并发展我们的自我理解。它是一套理解自我与他人的途径，提供了增进自我觉察与自我慈悲的路径，而这两者都是提升咨询效能的要点（Bennett-Levy, 2001; Fulton & Cashwell, 2015; Pompeo & Levitt, 2014）。九型人格还可用来增进对其他类型的理解与共情，让人更深入地窥见他者的脆弱与痛楚（Bayne et al., 2021; Bland, 2010; Daniels et al., 2018）。

九型人格不止于一份人格侧写，它呈现出一套复杂而细致的方式，去理解内在与外在的经验、动机与成长领域。对自我与他人如此深度的理解，提示它或许很适合被纳入咨询——前提是配以恰当的训练与实证支持。诺克罗斯与兰伯特（Norcross and Lambert, 2019）指出：「多重而汇聚的证据表明，心理治疗师其人与心理治疗的成效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第 7 页）。治疗师因素对治疗同盟有显著贡献（Wampold & Imes, 2015）；因此，发展能够正面作用于「咨询师其人」的工具很重要。迈肯鲍姆与利林费尔德（Meichenbaum and Lilienfeld, 2018）提出，「健康的自我怀疑」（第 23 页）——咨询师对自身局限的自我反思——可能是区别专家级治疗师的一个因素。贝内特-利维（Bennett-Levy, 2019）把自我反思与自我觉察列为咨询师发展的贡献因素，并强调自我觉察对于处理反移情、调节内在反应的意义。事实上，美国咨询学会（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的伦理守则（ACA, 2014）在关于咨询师一般胜任力、多元文化胜任力以及继续教育需要的若干章节中，多次提及自我觉察。增进咨询师自我觉察的一项关键技能，是了解我们内在的偏见与信念、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部分是为了使我们不无意间伤害来访者。因此，探究用以培育咨询师自我觉察的策略与工具，是有其需要的。九型人格便是这样一件可能的工具。

即便对九型人格只有粗浅的了解，也有可能促进自我觉察、共情、韧性与慈悲，以及观点采择（Bayne et al., 2021; Chestnut, 2013; Maitri, 2000; Matise, 2007; Palmer, 1988）。丹尼尔斯等人（Daniels et al., 2018）发现，九型人格的训练可以带来自我发展与自我觉察的提升——此处自我觉察被定义为对自身思想、感受、行动与视角拥有更一般的、当下的通达。布兰德（Bland, 2010）把九型人格描述为一件能帮助人绘制并理解其个人价值系统的工具。在一则案例中，巴特利特（Bartlett, 2010）写道：它「提供了一张关于防御模式的新地图，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移情与反移情疆域的一种预示，从而促成更好的结果」（第 26 页）。因此，有某些证据表明，增进自我理解也能对临床实践产生正面影响。

关于咨询师发展的各发展模型，都依赖于这样一个前提：更大的觉察与经验会带来更多的知识与技能，而咨询师在不同阶段的需要会有所不同（Bennett-Levy, 2019; Stoltenberg & McNeil, 2010）。这正是九型人格可能特别有用之处。它的框架既深又具适应性；哪怕只是对九种基本类型的表面理解，也可用来增进自我觉察。

里索与赫德森（Riso and Hudson, 1996）为每种九型类型描述了九个运作层级，并把它刻画为一个人「临在」（be present）之能力的量度。一个人越临在，其运作层级越高，对类型的认同越少，对该类型如何影响自身思想、感受与行动的觉察越多。这种与自动反应之间拉开的距离，使得在瞬息互动中能有更大的反思性与正念（Chestnut, 2013; Matise, 2007）。处于任何发展层级的咨询师，都能从一件聚焦于「我们所有人对自己与世界所持的那些底层的、常常未经质疑的假设」的工具中获益。

九型人格的训练可通过若干国内与国际培训项目获得，但并无专为咨询师而设的培训项目（International Enneagram, n.d.; Narrative Enneagram, 2021）；九型人格也未被纳入咨询师教育课程。有若干国内与国际组织提供九型人格系统的培训；其中一个——「叙事九型人格」（The Narrative Enneagram）——为「从业者」（practitioner，此词涵盖治疗师、咨询师与教练）颁发证书（Narrative Enneagram, 2021）。该组织由海伦·帕尔默与大卫·丹尼尔斯创立，两人都是顶尖而受信任的九型人格导师与作者；然而，并无公开记载说明他们如何教导咨询师把它纳入临床实践。

在培训项目之外，还有大量书籍、网站与播客，以及迅速增长的社交媒体账号，提供关于如何使用九型人格的信息与视角。这些资源通常面向普通大众，而非专业咨询师。对于把九型人格当作个人和／或专业工具而感兴趣的治疗师来说，需要有指引来确保我们在自身胜任力的界限内运作（ACA, 2014）。因此，存在一项需要：对九型人格在临床实践中的使用做实证探究。

此外，关于咨询中九型人格的文章与学位论文数量有限。其中许多呈现的是概念论证与支持在治疗中使用该工具的理由，只有少数考察临床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拿九型人格做了什么。既有研究的结论之一是：临床工作者以各种方式把九型人格作为一个「显性」（explicit）工具来使用——向来访者讲授该体系、识别来访者的类型、并把类型知识纳入治疗过程。也存在「隐性」（implicit）的使用：当来访者对九型人格不感兴趣，或存在使纳入它变得不宜的禁忌情形（例如，来访者是儿童，或有妨碍领悟的发展迟缓）。在这些情形中，咨询师对自身类型的了解仍然可能有价值。本研究旨在探究这些不同的用法，并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可操作的描述性模型。更深入地理解临床工作者如何使用九型人格，对伦理实践与咨询师发展都可能有所启示。

问题陈述

九型人格是为普遍使用而发展出来的，并非专供咨询使用。因此，尽管上文所述它对咨询师发展与来访者成效有潜在益处，把它纳入咨询的实证支持却很少。咨询师与其他心理健康从业者即便缺乏这种支持，也已经采纳了这套体系；在谷歌（http://google.com）搜索「enneagram counseling」，会得到 67.7 万条结果，代表着全国各地的咨询师。ACA 伦理守则指出：咨询师有责任使用基于严谨研究的咨询实践、在自身胜任力界限内实践，并且在专门领域「只有在经过适当的教育、训练与督导下的经验之后」才进行实践（ACA, 2014, C.2.b 节）。因此，重要的是对九型人格的使用开展实证探究，以协调它在咨询中的广泛采用与良好伦理实践之间的关系。

研究问题

本探究旨在探讨临床工作者如何把九型人格纳入其心理治疗实践。我要去揭示并照亮一个既有的结构，而不是试图把任何所得强行塞进一个预设的框架。因此，我的研究问题被宽泛地界定为：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

理论框架：建构主义

本研究锚定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理论视角之中。克雷斯韦尔与波思（Creswell and Poth, 2018）把建构主义定位于一种诠释性范式：个体对其经验形成主观意义，并在社会与历史中与他人协商这些意义。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相对主义的，主张我们居于多个共同建构的「现实」之中（Charmaz, 2014; Lincoln et al., 2018）。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看重主体性，并断言研究发现是通过互动与协商被创造出来的（Lincoln et al., 2018）。林肯、林纳姆与古巴（Lincoln, Lynham, and Guba, 2018）把建构主义界定为一种「本体-认识论」框架，把知识视为个体或集体重构的产物——这些重构在趋近理解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共识而汇聚起来。因此，扎根于建构主义的研究探究，旨在以归纳方式生成意义或理论，其研究问题也往往宽泛而一般（Creswell & Poth, 2018）。由此，查玛兹（Charmaz, 2014）断言，建构主义与那些关注社会存在及互动的研究相契合。研究者是一名「满怀热情的参与者」（Lincoln et al., 2018, 第 218 页），并充当多重声音之重构的促进者。

九型人格体系所内含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与建构主义取向是一致的。九型人格把自我设想为一组「模式」，而非一种固定的存在状态。在西方传统中，人格被广泛视为一组有边界的、稳定的、持久的特质之集合。九型人格传统中的自我，则更契合某些东方、神秘或灵性的自我观。佛教把自我设想为「无我」（annata, no-self），其中「我」实为五蕴：色、识、想、受、行（Dissanayake, 2013）。我们作为「我」的自我感，源于对这些蕴的执取。倘若自我之念源于执取，其含义便是：我们可以停止执取这其中的某一项或全部，从而改变对自我的内在与外在经验。九型人格借取类似的观念，提供了一种把自我理解为「在任一时刻都可以是流动而可变的实体」的见解。

每种九型类型都有其独特的感知与认知方式。类型就像一个个人的范式或认识论，为外在感知与内在感知提供一张地图。它充当一个人经验的过滤器；如同一扇脏污或蒙尘的窗，类型影响我们能看到多少，以及看得多清楚。一些九型人格文献谈到，同一类型的人似乎共享某些共同的童年经验（Jaxon-Bear, 2001; Maitri, 2005）。这是一种误解：这些相似之处并非「环境造出类型」的证据，而是「类型优先关注某类经验并赋予其特定意义」的证据。我们各自的模式聚焦了我们的注意力，塑造了我们对事件的诠释，并参与了我们意义与叙事的建构。这些根本性的哲学立场——自我是被经验所创造与塑造的，而我们的经验又被我们的九型类型所塑造——与建构主义的本体-认识论是相容的。

研究的意义

研究心理治疗师在实践中如何使用九型人格，提供了一个机会，把这件工具整合进对心理与人际功能的更宽广理解之中。已发表的关于九型人格的材料（无论是否经同行评审）大多是概念性的，聚焦于可能的应用。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来促进对这一应用更好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去探究把九型人格用作咨询师发展的工具与路径。

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描述一个正在浮现的模型，刻画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我们对那些参加过正式九型人格训练、且目前自认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的心理治疗师进行了深度访谈。一个基于从业者经验的模型，可以为未来关于「在治疗中合乎伦理而有效地应用九型人格」的研究提供基础。

2　文献综述

本章聚焦于九型人格及其在咨询中可能用途的文献回顾，包括对九型人格历史的简要概述与对现行体系的综合梳理。本章还简要讨论人格类型判定在咨询中的相关性，并考察九型人格在咨询中「个人内在／人际之间」与「隐性／显性」的可能用法。

历史

库萨克（Cusak, 2020）描述了由葛吉夫提出、并由伊察佐加以发展的九型人格。葛吉夫教导的是一套基于两条根本法则——「七的法则」（Law of Seven）与「三的法则」（Law of Three）——的灵性发展体系，他并主张九型人格就运作于这两条法则之内。「七的法则」与音乐八度相关（八度实际上含九个音，对应九个九型类型），葛吉夫教导说每一个过程都有七个阶段。在九型人格符号中，六边形各点的顺序（一、四、二、八、五、七）构成一条路径，葛吉夫认为它代表一种自然的内部循环。用 1 除以 7，得到循环小数 1428571；葛吉夫编排了一套沿此几何图案运行的「动作」练习，意图是通过重复这支「舞」向舞者揭示内在真理。九型人格体系中的若干要素代表「三的法则」：连接九、六、三点的内部三角形；心智、心、身体三个中心；以及三种能量取向。库萨克（2020）把葛吉夫的教导演述——统称为「工作」（the Work）——描述为汲取了许多宗教的要素，其共同目标在于使信从者达成灵性的转化与发展。

尽管葛吉夫把九型人格用作灵性发展的工具，他并没有把九个点列举为九种各不相同的人格。库萨克（2020）指出，奥斯卡·伊察佐可能在 1950 年代的阿根廷接触过一个「工作」小组，从而得以了解到葛吉夫的教导。伊察佐 1968 年在智利创办了阿里卡学院（Arica Institute），后来把学院迁到纽约。伊察佐有时与葛吉夫保持距离，有时又声称自己是从葛吉夫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无论如何，他改造了九型人格的用法，为九个点指派了九种「固着」（fixations），并配以九种具转化作用的「神圣观念」（holy ideas）。他教导说，通过识别一个人首要的人格固着，这个人就能朝灵性发展的方向努力。伊察佐的学生之一——人类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克劳迪奥·纳兰霍——把这些固着与精神病学的、心理学的类别相互关联，并创办了两所学校。海伦·帕尔默是纳兰霍的学生，耶稣会神父罗伯特·奥克斯（Robert Ochs）也是。奥克斯把九型人格引入美国的耶稣会中心，唐·里索正是在那里接触到这套体系。帕尔默与里索都出版了若干关于九型人格的著作，并各自创办了九型人格培训机构。库萨克（2020）在追索这些人物如何使用九型人格时，承认了该体系的关注点与所宣称之目的已经发生变化的各种方式。

库萨克（2020）对九型人格体系随时间变化的综述清楚表明：这件工具并非静态；随着每一代导师与从业者的更新，都会带来新的洞见、重新表述与整合。其中一些变化无疑源于历史与文化潮流的变动。最初只对少数人开放的秘传门径，如今任何能上网的人都能接触。

出版数据难以查得，不过有少数书名似乎经常出现在推荐书目上。里索与赫德森模型（1996; 1999）仍然非常流行。切斯纳特（Chestnut, 2013）、修尔茨（Heuertz, 2017 与 2020）、克朗与斯塔比莱（Cron and Stabile, 2016）较新的书也是流行的文本资源。在社交媒体上，有几个专注九型人格的 Instagram 账号；最流行的约有 50 万关注者（Case, 2021; Whitmoyer-Ober, 2021）。在 YouTube（www.youtube.com）上，有几个讨论九型人格的视频观看量超过 100 万；它们出自此前已积累起粉丝群的节目主持人（Marbles & Solomita, 2019; McLoughlin, 2021）。音乐人「Sleeping At Last」创作了一张专辑，其中每首歌分别受九个类型之一启发；该项目的音乐视频观看量在 100 万上下（Sleeping At Last, 2018）。许多较流行的视频标题类似「九型人格类型作为电影角色」或「派对上的九型人格类型」。观看量与关注数的指标并不精确；然而，这些数字确实提供了一种感觉：人们（包括治疗师）是如何接触到、并可能正在学习九型人格的。

从库萨克（2020）对九型人格历史起源的综述，到对社交媒体上各种呈现形式的考察，我们对「人格九型」的理解仍在发展之中。一代知名而受敬重的导师，已经扩展出整整一代「纸上专家」（armchair experts）。这种知识的「民主化」可以是传播观念的便捷方式，但它也可能导致误解——尤其是简化论（reductionism）——以及利用（exploitation）。细看九型人格的历史，会暴露它极其「人性」的起源；读它的创生与持续发展，既令人不安，又令人安心。不安，是因为其中客观主义的成分如此之少；安心，也恰因同一个理由。从实用主义的立场看，我们之所以相信某个观念，是因为它契合我们手头可用的证据，并且因为它有用。这一立场与建构主义理论是相容的。部分正因为九型人格是一件仍在演化的工具，在此从作者视角给出该体系的一个概览会有所助益。下文的概览，是作者基于研习与实践经验对该体系当下的理解与概念化。

九型人格概览

九型人格符号由一个圆、以及内接于其中的一个等边三角形与一个六边形构成。在内部连线与圆相交处，我们辨识出九个点：内部三角形连接九、六、三点，六边形连接一、四、二、八、五、七各点。在「人格九型」中，每个数字都代表我们据以看世界的一副特定透镜，即一个九型类型。尽管我们身上都有全部九个类型的要素与特征（由连接全部九个点的外圆所象征），但总有某一副透镜居于主宰地位；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类型，随时间保持稳定（Chestnut, 2013; Jaxon-Bear, 2001; Maitri, 2000; Riso & Hudson, 1996）。九型人格把人格概念化为一组用以满足个人需要的应对策略之集合（Matise, 2007; Riso & Hudson, 1996）。本文档把这一策略集合称为人格的「固着」或「模式」。这些策略既在我们意识之内、也在意识之外运作；文献常把我们的自动反应称为对我们真实动机的「沉睡」（falling asleep）（Chestnut, 2013; Heuertz, 2017; Maitri, 2000; Palmer, 1988）。因此，了解自己的类型可以增进我们对自我的知识与觉察。

类型的简要描述

下文对九个核心类型的概览，综合自阿尔玛斯（Almaas, 1998a; 1998b）、切斯纳特（2013）、修尔茨（2017, 2020）、杰克逊-贝尔（Jaxon-Bear, 2001）、马伊特里（2000, 2005）、帕尔默（1988）、里索与赫德森（1996），以及作者在「具身传统」（embodiment tradition）中的训练。各模式依照动态能量流经符号的顺序来讨论：先是内部三角形上的第九、第六、第三型，再是六边形上的一、四、二、八、五、七型。这一动态运动将在下文更详细地讨论。

第九型。这一九型类型底层的中心问题关乎「存在」。第九型的能量是「接地」的；此模式的人身上有一种惰性之感。此模式的基本内在恐惧，是「这个人本身并不值得被爱、无足轻重、没有价值」。对这一恐惧的无意识扮演，可能导致灵性的怠惰，即对自身意识状态的疏于留意。此模式专注于维持舒适、平静与和谐；这一类型在他人看来可能显得随和、接纳、不费事。第九型回避强烈的感受，尤其是愤怒，可能选择「神游」（checking out）而非发怒。他们可能变得被动-攻击而固执，而不去发怒。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善良，是天生的调解者，擅长把人聚在一起。

第六型。此模式围绕恐惧、怀疑与安全／保障这些问题展开。第六型的能量是智性的、迅捷的，并趋于紧张。此模式的基本内在恐惧，是「自己在世上不安全」；对这一恐惧的无意识扮演，使该类型趋向警觉与持续的怀疑，试图通过聚拢知识与人来获得安全感。他们有一种寻找「哪里可能出错」的倾向，这在他人看来有时像是消极的怀疑主义。忠诚对第六型很重要。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自信、忠诚而温暖。

第三型。此模式围绕形象与成就展开。第三型的能量是富有产出性、且具表演性的；若他们觉得你对其目标没什么用处，便可能显得轻慢。此模式的基本内在恐惧，是「自己的价值与可爱只取决于自己的成就」。这驱使他们持续投入、忙于事务，此模式可能趋于工作狂。第三型会把任何失败都重新框定为成功，因为维持「向前」的运动对此模式至关重要。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是敏锐而投入的领导者。

第一型。此模式围绕对「不完美」的基本恐惧展开，并努力通过「做个好人」来赢取爱。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性的描述，但第一型通常对自己和他人都有高标准，并可能极为自我苛责。第一型的能量是紧绷而有控制的，在他人看来可能显得僵硬、不灵活、好控制。他们通常回避表达愤怒，但可能暗自郁积着愤懑与挫败——愤懑于世界没能达到其严苛的标准。处于最佳状态时，第一型能够接通接纳与清晰的明辨。

第四型。此模式围绕对「被遗弃」与「未被人充分看见」的恐惧展开。第四型的能量柔软而忧郁。此模式的基本内在恐惧，是「自己曾以一种悲惨的方式受了伤，而这将使自己无法被爱和／或被理解」。他们富有创造力，全然从情感中生活。处于最佳状态时，第四型体验到的是「平静」（equanimity）而非嫉妒，在强烈的情感性与透视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型。此模式的焦点朝向他人。第二型的能量是诱惑性的、且具滋养性的。此模式的基本恐惧，是「若自己有需要，便不会被爱」；他们通过把能量集中于帮助他人来无意识地扮演这一恐惧，乃至达到殉道的地步。他们常常与自己的情绪和需要是断连的。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慷慨、共情、并且有边界。

第八型。此模式围绕对正义的关切展开。此类型底层的恐惧，是「世上有什么是错的，而矫正它是自己的责任」。这使此模式去寻找不公义的经历，并把责备向外投射。他们很难体验或表达更脆弱的、「柔软的」情绪，在他人看来可能显得好斗、敌对。此类型常通过冲突来寻求连接。处于最佳状态时，第八型是有力量而尊重他人的盟友。

第五型。此模式围绕「自己是否足够」的关切展开。基本恐惧是「自己太脆弱，无法应付世界的要求」；这可能使此类型构筑起谨慎的边界。他们对世界感兴趣，常在所选领域成为专家，以求在人生的至少某一部分确立精通与安全。他们独立、具智性，擅长分析。第五型的能量常常是收缩而受约束的。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可以成为有天赋的领导者与教师。

第七型。此模式围绕「避免停滞」展开。基本恐惧是「自己可能错失某种体验」，于是他们可能对生活所提供的一切变得贪婪。第七型的能量富有魅力、令人兴奋、且迷人。他们通常有许多计划，有时彼此叠压。反讽之处在于：在持续的运动中，第七型可能反而错过以更深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富有创造力且踏实。

本能驱力

九型人格体系包含三种影响模式之表达的本能驱力类型（Chestnut, 2013; Jaxon-Bear, 2001; Riso & Hudson, 1996）。驱力减少理论（drive-reduction theory; Hull, 1943; Spence, 1956）基于这样一条原则：有机体与生俱来带有某些心理需要，当这些需要未获满足时，便产生一种负向的紧张状态。当某一需要得到满足，驱力便减少，有机体回到较放松的状态，和／或转而满足等级序列中的下一个根本需要。把驱力减少理论应用于九型人格的本能驱力，可以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人格；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格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每个人如何优先排序这些本能需要。虽然每个人都有全部三种本能在运作，我们往往更在意其中一种本能。我们把这本能称为主导本能。这往往是我们首要关注的对象——我们在人生中最先照料、和／或最魂牵梦萦的领域。首要本能类型的影响程度可随时间和情境而波动。三种本能驱力是自我保存、性／亲密、与社会。

自我保存驱力聚焦于满足基本需要；它趋于更紧张、更刻板。性（或亲密）驱力聚焦于一对一的关系，无论友谊还是浪漫关系。社会驱力聚焦于群体中的角色与归属问题。首要本能是一个我们自觉脆弱、因而投入大量能量试图满足它的领域。取决于「类型–本能」的组合，驱力既可能缓和、也可能强化该类型的呈现。例如，第四型的基础模式念念不忘于自身「独特」与「个人悲剧」之感。若此类型的人同时具有首要的社会驱力，这本能会强化该模式的焦点，社会性的第四型会感到更多羞耻与痛苦，并表达出更多忧郁与嫉妒。相比之下，自我保存驱力则会使第四型的模式变得更坚忍、更少外露表达。

中心／三中心

上文所给出的各类型顺序，遵循九型符号的内部连线：从内部三角形上的九、六、三点开始，再经由一、四、二、八、五、七诸型。这一顺序反映了符号的动态能量（下文讨论）。组织和理解九型人格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三中心（triads／centers）。圆被分为三段弧：八、九、一；二、三、四；以及五、六、七。八-九-一这组三中心关联着身体或「腹」（gut），以及处理愤怒。二-三-四这组三中心关联着心，以及处理羞耻。五-六-七这组三中心关联着心智，以及处理恐惧（Palmer, 1988; Riso & Hudson, 1996）。把每个九型类型与三中心之一——身体、心、心智——相关联，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如何运用九型人格」的方式。每个类型居于三中心之一，而三中心代表不同的感知现实的方式。

每个中心都是一副我们借以摄入人类经验的透镜（Heuertz, 2017; Palmer, 1988）。对身体中心而言，智性是自与身体感受、腹中直觉以及动觉觉察的关系中汲取的；经验以整体安康为中心。心中心通过关系创造智性，经验以连接、接触与被认可为中心。心智中心通过心智活动创造智性，经验以观察与预期为中心。在每组三中心中，都有一个回避点或「适应点」、一个向内聚焦的点、与一个向外聚焦的点。适应点是内部三角形上的九、六、三型。这些点试图回避感受其所属三中心的中心情绪；因此，具有第九型模式的人通常会否认自己体验到愤怒，第三型会否认感到羞耻，第六型会对感到恐惧一事闪烁其词。向内点（一、四、五）反而会体验到其所属三中心的中心情绪：第一型会认同挫败、批评与不耐之感，且主要针对自己；第四型模式能体验到强烈的羞耻；第五型模式则试图通过加固理智来容纳其恐惧。向外聚焦的点（八、二、七）把三中心的情绪投射到世界或他人身上：第八型模式通过寻求正义来投射责备与怒火；第二型通过帮助他人来处理羞耻；第七型模式则通过筹划与「加亮此刻」来缓解恐惧。

正如单个九型类型会对世界观造成收窄，我们也倾向于过度依赖自己类型所在的中心，而忽略其他中心。了解并觉察某一中心如何塑造我们各自的认识论与经验，可以多提供一层理解：既理解我们最易通达的情绪反应，也理解我们可能忽略了哪些其他的智性。例如，对心智三中心的类型来说，纳入身体练习可能格外困难——也格外有力。对心三中心的类型来说，聚焦于被扭曲的认知与视角，可能有助于减少对他人认可的依赖。对身体中心的类型来说，聚焦于情绪与关系觉察的干预可能有所助益。

侧翼

对每一种类型而言，圆圈上位于其两侧的数字会影响该模式的表达（Maitri, 2000; Palmer, 1988; Riso & Hudson, 1996）。第九型模式会有一个第八型侧翼或一个第一型侧翼；第一型有一个第九型侧翼或第二型侧翼，以此类推。人们通常被认为有一个主导性的侧翼，尽管他们也可能较为均衡。若侧翼的影响非常强，可能会使判定自身基础类型变得复杂——一个常见的问题可能是：我是带第九型侧翼的第一型（1w9），还是带第一型侧翼的第九型（9w1）？同样，对自身倾向的觉察能帮助我们成长。

动态运动

图中的内部连线把各模式相互连接起来。我们通常从自己的「本垒」模式——即我们最认同的那个类型——出发运作。当我们遇到一个压垮我们惯常模式的情境，我们会能量性地「移动」到与自己连接最紧密的两个模式去。内部三角形上的九、六、三型，会在惯常策略失效时借用另外两个模式的策略。第一型会移向第七型或第四型；第四型移向第一型或第二型；第二型移向第四型或第八型；第八型移向第二型或第五型；第五型移向第八型或第七型；第七型移向第五型或第一型。部分文献把其中一个方向描述为压力方向，另一个描述为成长方向（Jaxon-Bear, 2001; Riso & Hudson, 1996）；然而另一些文献则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我们在健康或有所需要时，都能移向两个最近点中的任一者（Chestnut, 2013; Maitri, 2005）。例如，里索与赫德森（1996）把从第一型到第七型的移动描述为整合／成长的方向，把从第一型到第四型的移动描述为瓦解／压力的方向。这隐含着一种单向的「可欲性」——即第一型应当努力把更多第七型的品质纳入其世界观与行为，而移向第四型则应避免，或至少应谨慎对待。不过，第四型模式提供深度、对强烈情感的从容，以及通往创造力、敏感与慈悲的通道——这些品质都能把第一型模式从其固着的评判中松动开来，为第一型二元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引入复杂性与细节。我当下的理解是：与其聚焦于朝「整合」方向移动，我们运用九型人格这一要素的目标，是聚焦于在所有的点上松脱固着；当我辨认出自己已在绝望或自怜的状态中移到了第四点，我就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以自我慈悲与优雅来驾驭这一移动。

这一对九型人格体系的简要概览，代表作者的概念化，并为理解其他临床工作者可能如何讨论这套体系、以及如何把它整合进治疗，提供基础知识。它也为进一步讨论该体系的本体-认识论提供了基础（在第 3 章论述）。作为理解「咨询如何处理自我与人格」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有必要回顾其他的人格类型判定模型，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整合进治疗的。

治疗中的人格类型判定

尽管尚无成体系的、把九型人格纳入治疗的模型，但在咨询中使用人格类型判定工具却已有悠久历史。本节将综述「把人格类型判定纳入心理治疗」——无论针对治疗师还是来访者——的研究支持。这一综述考察了咨询中使用最广的两种人格模型：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与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亦称「大五」）。MBTI 由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与凯瑟琳·布里格斯（Myers, 1962）基于荣格的心理类型发展而来，评估一个人在四个指标上的偏好：外向-内向、感觉-直觉、思考-情感、判断-知觉。这些指标有十六种可能的组合，每种组合代表一种不同的人格类型。五因素模型由罗伯特·麦克雷与保罗·科斯塔（McCrae and Costa, 1991）发展，从五个宽广的因素来描述人格：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与尽责性。麦克雷与科斯塔（1991）主张，这些因素代表人格的基本倾向，并开发了修订版 NEO-PI 来测量这五个特质。

治疗师的人格

托尔曼与博哈特（Tallman and Bohart, 1999）主张，成功的治疗成效应归于来访者，他们援引的研究显示：经验丰富的临床工作者与处于助人角色中的非专业人士之间，有效性差异很小。他们指出，似乎是个人品质（即人格）上的差异，使某些治疗师更为有效。对共同因素取向的研究似乎也表明，「治疗师其人是治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Wampold, 2001, 第 20–21 页）。在一项质性研究中，沙利文等人（Sullivan et al., 2005）建构出一个由「大师级治疗师」（由同行从业者认定）所共享的「关系立场模型」（Model of Relationship Stances）。该模型辨识出两个领域：安全的关系（Safe Relationship）与具挑战性的关系（Challenging Relationship）。每个领域下含三个类别。在「具挑战性的关系」领域中，沙利文等人（2005）辨识出一个他们称为「运用自我」（Using Self）的类别，它描述「对自己作为一个关系中的变革动因有着极高的觉察」（第 58 页），还包括一致性（congruency）与留意自我照料。受访者谈到以治疗性的方式识别、接纳并运用自己的情绪；作者把这一点总结为治疗师有意地运用自己的人格（Sullivan et al., 2005）。

来访者的人格

麦克雷与科斯塔（1991）为打算整合 NEO 人格问卷（基于五因素模型的工具）的咨询师提供了一些建议。他们指出该评估与模型的好处之一是：它并非为测量精神病理而设计；它通过询问「对几乎每个人都切题而有意义」的感受、偏好与社会行为，来提供一份全面的人格评估（McCrae & Costa, 1991, 第 369 页）。他们认为 NEO-PI 的基本功能，是理解一个人的情绪、人际、体验与动机的风格，而这些维度对于理解来访者始终切题。肖布与托卡尔（Schaub and Tokar, 1999）寻求更具体的应用，考察了来访者人格与来访者对治疗之期待之间的关联。他们使用五因素模型，提出神经质与开放性的程度，可能与来访者对咨询之期待的差异有关。米勒（Miller, 1991）回顾了他在治疗中使用 NEO-PI 或 NEO-FFI 的经验，并讨论一种人格分类法的临床价值。他主张，人格的特质理论能帮助临床工作者预期并理解来访者的经验及治疗中呈现的问题，同时也能据此制订一份实用的治疗计划（Miller, 1991）。

怀曼（Wyman, 1998）提出了一个把 MBTI 与九型人格在心理治疗中一起使用的整合模型。她的模型是概念性的，并受到她同时使用这两种模型之经验的启发；她把人格中属于 MBTI 的部分称为「核心自我」（Core Self），把九型人格称为「防御系统」（Defense System）。她提供了一份 MBTI 特质与九型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矩阵，并讨论这些如何为治疗的两个方面提供信息：恢复人格的整合，以及让来访者对自身人格的运作有一份透彻的理解（Wyman, 1998）。

这些把人格类型判定工具与概念化模型应用于咨询的做法表明：治疗师与来访者都看重「以各种方式理解并运用自我」的能力。九型人格提供了一套细致而不「病理化」的理解人格的模型；而一个「在治疗中使用它」的模型，或许能为临床工作者提供选择，以借力于其「自我之运用」并改善其对来访者的理解。

治疗中的九型人格

本节将借鉴相关文献，回顾九型人格在治疗中可能的用途。这些用途包括聚焦于咨询师个人内在经验的运用，以及适用于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人际动力的运用。这种「个人内在／人际之间」的划分，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渐变。有时我的注意力完全在我自己身上；有时完全聚焦于对方——而更多时候，我的注意力处在中间的某处，或来回穿梭。我们同时觉察内与外。为清晰起见，我把个人内在的运用与人际的运用当作彼此独立的用法来讨论；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是重叠的，二者之间的区分也很细微。此外，我们还能以隐性与显性的方式使用九型人格。隐性运用，是指咨询师用其九型人格知识为其「自我观察、自我觉察、培育共情」等个人内在过程提供信息，或为其「调整自身行为以改善同频（attunement）」的人际过程提供信息。显性运用则包括：咨询师用其个人内在的觉察来塑造对来访者「当下」的反馈；或在人际层面，九型人格成为治疗中共享的内容之一。

个人内在用途

九型人格在咨询中的个人内在用途，是那些与治疗师的素质和实践更为直接相关的用途。它们包括作用于咨询师自我觉察、正念、共情、慈悲、元认知、反身性（reflexivity）与个案概念化的用法。考察九型人格知识同这些素质之间直接关系的实证研究极少。这些素质与实践在不同程度上关联着有益的治疗成效，也关联着已被辨识出的「大师级治疗师」的品质；它们彼此之间还常常相互关联。我将简要触及若干研究：它们把咨询师的自我觉察与反身性、共情与慈悲、正念与元认知、以及个案概念化中的「个人化技能」同正向的治疗成效联系起来。

皮特斯等人（Pieterse et al., 2013）把自我觉察定义为「一种对自己思想、感受、信念、行为与态度有所意识的状态，并知道自己这些因素如何被自身发展史与社会史中的重要面向所塑造」（第 191 页）。他们提出以自我觉察训练作为一种方法，来更好地识别个人反应（即反移情），并在咨询关系中运用这些反应。同样，庞佩奥与莱维特（Pompeo and Levitt, 2014）从伦理立场讨论咨询师的自我觉察，主张自我觉察「充当深思熟虑地作出决定与采取行动的基础」（第 82 页）。他们还得出结论：咨询师个人的自我反思能作用于咨询关系并使来访者受益。他们讨论了咨询师的自我反思与觉察可能如何影响决策，而这又受到咨询师价值观与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贝内特-利维与芬利-琼斯（Bennett-Levy and Finlay-Jones, 2018）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证，主张把自我反思性的个人实践纳入治疗师训练，并把关于治疗师效应的研究与有效治疗师的特征（包括自我反思与自我觉察）联系起来。

里德利等人（Ridley et al., 2011）把元认知界定为包括知识（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思考）、技能（自己在做什么）与经验（自己的认知与情感状态）。元认知与有效学习及专长发展呈正相关（Kelly & Donaldson, 2016; Ridley et al., 2011）。尽管不是其论文的焦点，里德利等人（2011）也承认，作为一种内部过程，元认知可能逃逸于觉察之外；这一说法在凯利与唐纳森（Kelly and Donaldson, 2016）那里得到呼应，他们得出结论：人格可能约束元认知。这提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人格的工具（例如九型人格），可能有助于发展元认知与专长。元认知与正念是相关概念；二者都要求对自身持续的心智与情绪活动进行监测，也都能让人对自身的内外刺激反应拥有更多控制（Norman, 2017）。正念练习——卡巴金（Kabat-Zinn, 2003）把它定义为一意识的觉察状态，源自对意识内容（知觉、情绪、意象与思想）持续变化的觉察——会导致一种元认知机制的发展：观察性自我（the observing self）（Jankowski & Holas, 2014）。

在对「基于正念的觉察与慈悲」的研究中，富尔顿与卡什韦尔（Fulton and Cashwell, 2015）进行回归分析，考察这些构念与咨询师共情及焦虑的关系。他们发现，觉察与他者慈悲同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有显著关系，并提出：聚焦于觉察的正念训练可能有助于咨询师发展观点采择，而慈悲练习可能有助于在咨询师身上培育观点采择与共情。在一项对马来西亚中学咨询师的研究中，穆斯塔法等人（Mustaffa et al., 2013）发现情绪智力（涵盖自我觉察、自我控制、自我激励、共情与社交技能）与个人发展之间有显著关系，情绪智力与技能胜任力之间也有关系。在所测量的情绪智力五个维度中，共情与社交技能同技能胜任力及个人发展的统计显著关系最强。

同样，九型人格也已被提议作为一件培育共情与慈悲的工具（Bayne et al., 2021; Bland, 2010）。共情被广泛视为咨询中的一项核心实践，也是建立融洽关系、维系连接的基础。共情是一个多因素的构念，包括认知共情（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与情感共情（识别并理解情绪的能力）（Gerdes et al., 2010）。共情已被证明能改善治疗关系，并带来更高的治疗依从性，以及更准确、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干预（Bayne & Hays, 2017; Elliott et al., 2011; Neumann et al., 2009）。观点采择式的叙事干预已对本科生的共情水平产生积极影响（Shaffer et al., 2019）。

在唯一一项考察「九型人格知识与个人发展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中，丹尼尔斯等人（2018）发现，对接受过至少 40–50 小时九型人格训练的参与者来说，其自我发展有所推进。自我发展（ego development）是一个综合性的构念，涉及品格发展、认知复杂度、人际风格与意识层面的念念不忘（Loevinger, 1967, in Daniels et al., 2018）。在更高的自我发展层级上，个体表现出更大的心理整合、自我实现、智慧与对直觉的通达（Daniels et al., 2018）。这些结果显示出希望，并提示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皮尔斯（Pierce, 2016）对受训咨询师之存在性经验的现象学探究，提供了一种把九型人格整合进督导的可能，其焦点在于个人内在与隐性的运用。作者指出，受训咨询师的督导往往聚焦于「区分模型」（discrimination model; Bernard, 1997）的概念化与干预技能。皮尔斯辨识出的五个主题——真实地做自己；我不是真的抑郁，更像是被压垮了；对自我的质疑；担忧；以及孤独——提示有必要更多地探索伯纳德所说的第三块焦点领域：个人化技能。九型人格可以为其中若干主题提供语境与支持，尤其是与「反移情方面的更大觉察」以及「把其个人自我整合进咨询角色」相关的部分。

治疗中的应用。这一部分我将考察把九型人格纳入治疗的文献，焦点在于个人内在的运用。巴特利特（2010）用一个案例来描述她在一场家庭咨询会谈中对九型人格的运用。在讨论她对各种九型类型的理解如何影响她与该家庭的工作之前，巴特利特指出：临床上的明辨与干预往往是当下凭直觉作出的（2010）。她还指出，对她而言，感到自己「对」来访者「特别」（第 25 页）是一个警报，提醒她需要更高程度的自我觉察与承担责任（Bartlett, 2010）。她说：

当治疗关系不那么顺畅、彼此间的「化学反应」不对时，在「线索」丢失之前，我还有另一项资源——我自己。带着这份觉察，我能转向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之运用」。若你接受「关系是心理治疗中的一种疗愈要素」这一命题，那么知道治疗师把哪一种类型偏见带进了这段关系，就极其宝贵。（第 28 页）

巴特利特接着讨论了她自己类型（第一型）的若干特定防御与偏见，以及关于这些的知识如何让她更深入地理解与来访者的互动。她的案例描述是治疗中「个人内在地使用九型人格」的一个好例子——聚焦于治疗师的九型类型及相关品质，并借力于这些来获得更大的自我觉察与洞见。她还讨论了她如何在人际层面使用九型人格——即便不与那个家庭谈论它——通过以意在促进其领悟与投入的方式来行动。

在其学位论文中，舒克鲁恩（Choucroun, 2012）对在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伴侣咨询师做了一项先验现象学研究。他辨识出四个主题；其中一些涉及个人内在的运用，另一些聚焦于人际的运用。「拼合」（Dovetailing）是一种个人内在而隐性的运用，讲的是临床工作者如何把九型人格整合进自己的理论取向与临床风格。他的受访者把这种九型人格用法描述为对自己工作方式的补充，若干人还承认九型人格的灵性与超个人面向。舒克鲁恩（2012）的第二个主题「绘图」（mapping），讲的是把九型人格用作评估工具：在最初的伴侣访谈中，评估伴侣的行为、评估伴侣的关系动力，以及评估临床工作者在会谈中的个人反应。这四个子主题全都含有个人内在运用的要素。一位受访者描述说，当来访者对九型人格不感兴趣时，她仍在内部使用它，以「得出一个粗略的判断」，知道他们的类型可能是什么；随后她让这一点来引导她对来访者概念化的注意力与假设。她谨慎地指出，她「以摊开的手掌」（第 93 页）持有这些假设，并在出现新的来访者信息或反应时不断修正它们。

另一位受访者（Choucroun, 2012）把九型人格说成一种 GPS，帮助他聚焦于来访者的动机与底层需要，而非症状。若干受访者谈到，基于他们所认为的来访者可能类型，来调整自己的沟通选择以更好地与来访者连接——这是一种个人内在而隐性的运用。第四个子主题——评估临床工作者的反应——讲的是使用九型人格如何影响了受访者「作为人和作为咨询师」的自我体验。他们说，九型人格帮助他们改善了自我观察、追踪反移情、在会谈中管理自己的感受，并增强了对来访者的慈悲感。

施奈德与舍费尔（Schneider and Schaeffer, 1997）探讨了九型类型在性成瘾与康复中的作用。作者访谈了 18 名男性和 15 名女性，他们正处在性成瘾的康复中；样本中略少于一半的人同时也在从化学依赖中康复。其研究的方法学并不清楚，但他们说已对访谈转录进行评估以辨识参与者类型，且参与者完成了一份类型判定量表。他们报告了各类型的分布，并讨论每一九型类型如何可能影响成瘾过程、固着对康复过程的影响，以及对临床工作者的考虑。作者还指出，治疗师对自己九型类型的知识，可以通过让治疗师针对特定来访者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风格，从而助益治疗过程。尽管方法学上有局限，施奈德与舍费尔（1997）的文章提示了一种在治疗中以个人内在而隐性方式应用九型人格的途径。

益处与局限。鉴于增强自我觉察、元认知与共情对咨询成效的益处，把九型人格的个人内在用途纳入治疗，风险或许很少。局限则包括一个已被接受的、进入咨询师角色所固有的风险：个人成长往往是不舒服或不方便的。九型人格特有的一项风险是：若咨询师把类型学说理解为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或把类型描述当作行为的借口而非成长的机会。

人际用途

九型人格在治疗中的人际应用，涵盖那些聚焦于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关系的用法。它们可以是隐性的：咨询师可能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改善同频或工作同盟；也可以是显性的：九型人格成为共同谈论的话题，并被用来处理来访者生活中的其他内容或动力。

治疗中的应用。马蒂斯（Matise, 2007）提出了一种人际而隐性的九型人格应用，建议咨询师可以为每一种九型类型采用不同的理论取向（即：对第八型来访者用现实疗法，对第四型来访者用以人为中心疗法，等等）。这种方法提供了基于来访者人格的、可能量身定制且个体化的治疗体验；然而，有若干挑战需要处理。「来访者-理论」匹配法要求咨询师精通许多不同的理论取向。这一技术似乎也与共同因素取向（Wampold & Imes, 2015）相悖——后者呈现的有力证据表明，所有咨询风格取得的结果都相似。此外，它还引出一个问题：咨询师如何识别来访者的类型。马蒂斯（2007）描述说，来访者的类型会「变得明显」于咨询师眼前（第 50 页），尽管对「这如何发生」的讨论是缺失的。在所给的案例中，治疗师留意到来访者人格的不同面向，并为之赋予一个九型类型。在这一模型中，治疗师也可能显性地分享关于九型人格和／或来访者九型类型的信息。马蒂斯（2007）并未触及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可能情形：来访者与咨询师对来访者类型得出不同结论——而这会是这种「用九型人格工作」的方式的一大关切。

舒克鲁恩（2012）也辨识出若干人际而显性的主题。「正常化」（normalizing）主题涉及把九型人格用作使来访者及其行为「非病理化」的替代方案；用来重新框定感受、行为与互动；以及向来访者提供心理教育。他研究中的受访者通常只在来访者表现出兴趣时才向其讲授九型人格，这使得九型人格被用作一种「翻译工具」，让伴侣彼此解释各自不同的视角（Choucroun, 2012）。「鼓舞人心的进步」（encouraging progress）主题讲的是九型人格如何能为来访者与治疗师提供一条理解上的捷径、为触及并讨论敏感话题提供语言、鼓励自我观察，以及让伴侣对彼此的关系承担起主人翁意识（Choucroun, 2012）。舒克鲁恩研究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它揭示了九型人格的个人内在用途与人际用途可以何等相互交织。他的受访者描述了一种注意力的持续转移：他们从自己的反应与来访者的反应中收集数据，并让这些数据引导咨询师的下一个决定，全都发生在当下。

在另一个人际而显性应用的例子中，马蒂斯（2019）提供了一个复合案例研究，出自他把九型人格用于伴侣与家庭的工作。他辨识出该体系的若干优点：易于整合进家庭系统理论；它超越教条或信条，同时促进自我认识（马蒂斯称之为「自我记起」，self-remembering）；它能在不病理化的前提下使来访者的经验正常化；以及它能让人觉察到自己可能适应不良、妨碍成长的反应性倾向。马蒂斯（2019）描述了他与一对伴侣的五次会谈：他提供关于九型人格的心理教育，请来访者辨识自己的核心类型，提供书籍阅读与旨在帮助这对伴侣增进对其类型如何影响自身及关系的觉察的家庭作业。他说，尽管他就来访者类型形成了一个假设，他并不与之分享，而是请他们自己去学习、反思与自我辨识。在他的案例中，马蒂斯（2019）关于来访者类型的假设与其自我辨识相符；他没有报告若出现不一致他会如何推进。他也没有报告任何九型人格的个人内在应用，即他如何——或是否——处理自己的核心类型对其治疗工作的影响。

卡姆（Kam, 2018）讨论在灵性咨询中使用九型人格，聚焦于人际而显性的应用。九型人格口传传统常强调其秘传性及其在灵性发展中的应用（Cusak, 2020）。九型人格在耶稣会士那里找到了受欢迎的归宿；理查德·罗尔神父（Father Richard Rohr）是这一传统中最知名的当代导师，他的「行动与默观中心」（Center for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提供多种把九型人格整合进神秘天主教的书籍与课程。尽管没有关于在世俗灵性咨询中使用九型人格的研究，卡姆（2018）提出了一个把九型人格与「神圣依恋理论」结合用于教牧咨询情境的论证。卡姆辨识出这些体系之间的共同点：

两个框架都假定，对自我、他人与神圣者的扭曲形象会导致不安全感和糟糕的心理健康；两者都假定，一种非常深层意义上的安全感是健康的指标；并且两者在其框架中都留有空间，假定心灵中的健康水平可随时间动态变化，而非始终静止。（2018, 第 342 页）

卡姆（2018）聚焦于那些在童年时被主要照护者虐待的宗教来访者的经验。他把关于创伤本质、依恋理论与神圣依恋理论的讨论，纳入其关于如何把这些取向与九型人格整合进治疗的建议。这些建议假定治疗师知道来访者的九型类型，某些例子中还假定来访者也知道。卡姆（2018）指出，九型人格可以帮助来访者发展与上帝、与自我更好的关系，并朝向慈悲与宽恕。他所建议的应用聚焦在人际层面，由治疗师与来访者共享关于九型人格的信息。

尽管与临床应用有别，九型人格也有被纳入咨询督导的潜力。在其现象学研究中，佩里曼等人（Perryman et al., 2018）发现，把九型人格纳入督导揭示出五个主题，包括自我觉察、他者觉察、关系与融洽、职业认同，以及角色导入。九型人格似乎在这些领域全都支持发展与更深的理解。作者建议做进一步研究：在使用九型人格时测量工作同盟，并确立其对不同文化人群的可推广性。

克恩·波普乔伊等人（Kern Popejoy et al., 2017）考察在督导关系中使用九型人格以解决冲突的人际而显性的用法。他们特别考虑三种冲突（由 Bernard and Goodyear, 2014 辨识）：源于沟通不良或期望不匹配的冲突；源于受督导者发展水平的冲突；以及源于受督导者与督导者之间人际动力的冲突。作者参考了若干其他关于督导动力的研究（Bernard et al., 2011; Costa & McCrae, 1992; Schacht et al., 1989），以支撑其假设：使用人格量表来促进督导关系可能有用。他们还提出，督导者的人格特质可能影响其在督导会谈或关系中关于督导者角色与焦点的当下决定。作者纳入了一个概念性案例，并提出九型人格可以帮助培育更深的理解与更有效的督导关系。

尽管我同意这一建议有价值，作者也指出九型人格「易于获得，且实施起来无需任何训练」（Kern Popejoy et al., 2017, 第 150 页）。正如本章他处所讨论的，「可获得」并不等于「有效的理解与合乎伦理的实践」。作者把年龄认定为使用九型人格体系的唯一局限。口传传统还教导说这件工具是跨文化的；然而，这些主张尚未通过研究加以评估。作者承认九型人格有更悠远的根源，却一再把里索-赫德森量表（Riso & Hudson, 1999）与整个体系混为一谈；这种以部分代整体的提喻（synecdoche）未被点明，结果大量的深度、丰富性与复杂性被丢失了。尽管九型人格体系的基本轮廓或许容易把握，但在治疗中与来访者一起使用它，或在督导中与受训者一起使用它，都需要更高标准的照护。基本的概念性理解达不到实践的胜任力水平——而这是心理治疗师的一项伦理义务（ACA, 2014; APA, 2017;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 2017）。需要更多研究来理解临床工作者如今已如何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并为临床工作者提供这一应用的实证支持。

益处与局限。九型人格在治疗中的大多数个人内在用途，要求来访者了解该体系及自己的类型。口传传统中的类型判定过程依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临床工作中，一份可靠而准确的评估会提供一条捷径，尽管现有评估有其局限。有若干正式评估已就其心理测量学属性得到评估，其中最突出的有：里索-赫德森九型人格类型指标（RHETI; Riso & Hudson, 1999）、瓦格纳九型人格人格风格量表（WEPSS; Wagner, 1999）与「本质九型人格测验」（EET; Daniels & Price, 2009）。胡克等人（Hook et al., 2020）的一项系统综述发现，关于九型人格的既有实证工作在信度与效度上的证据是混杂的。该综述采用相当宽泛的纳入标准，仅找到 104 项已发表与未发表的研究。他们发现 RHETI 与 WEPSS 都有「尚可至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尚可」的重测信度，以及一些效度证据（Hook et al., 2020）。互联网上还有无数测验与测试，尽管缺乏实证方法学，它们依然流行。任何客观九型类型评估（即测验形式）最大的挑战，在于它寻求通过测量外显的行为与行动来识别类型，而九型人格更关心的是这些行为底层的动机。在一间有九个分属不同类型的人的房间里，我们可能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却有九个不同的理由。动机与类型之间的关系可能更难辨明，因为我们的动机可能对我们的意识自我始终是不透明的。

结论

把九型人格纳入心理治疗，可能有极其丰富的益处；然而，重要的是临床工作者对这样的整合拥有实证支持。上文所讨论的文献，已经提出或研究过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的各种要素——无论在个人内在还是人际层面，也无论在隐性还是显性层面。本研究旨在描述治疗师用以应用九型人格的种种实践，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如何与这套理解人格的体系互动，并提供一个可用于未来研究的模型。

3　研究方法

本章概述本研究采用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我将重申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说明参与者标准与抽样程序，以及数据收集与分析程序。我还纳入一份「主观性声明」（subjectivity statement），以承认我的本体-认识论假设，并如实交代可能的偏误。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本项目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设计。扎根理论由巴尼·格拉泽与安塞尔姆·斯特劳斯（Barney Glaser and Anselm Strauss, 1967）提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其界定性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植根于所收集与分析之数据的理论（Charmaz & Thornberg, 2020）。扎根理论并非先有一个理论、再在数据中寻找证实或否证，而是从数据出发，经由数据收集与分析的过程，生成一个能够解释数据的理论。格拉泽与斯特劳斯（1967）区分了「实质性理论」（substantive theory）与「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并主张：生成一个扎根理论所得的，是一个仅在所研究领域内适用的、有限的实质性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它很适合探索新的研究领域（Bronk, 2012; Charmaz & Thornberg, 2020），也为研究与辨识外显与内隐的过程提供了有用的途径（Charmaz & Thornberg, 2020）。格拉泽与斯特劳斯（1967）指出扎根理论的界定性成分包括：数据收集与分析同时进行；从数据中建构编码；运用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在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每一步推进理论发展；撰写备忘录（memo-writing）；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以及在形成分析之后再作文献回顾。经由这一过程，研究者保有了「归纳的、比较的、涌现的、开放的取向」（Charmaz, 2014, p. 12），并把这些准则与社会建构主义及研究者位置性的假设相融合。夏尔马兹与托恩伯格（Charmaz & Thornberg, 2020）把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论述为一种对以下研究者颇具吸引力的方法：他们承认多重现实、寻求多元视角，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批判性的投入。

建构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本体论，主张存在受语境、身份与经验影响的多种个体现实（Mills et al., 2006a; 2006b）。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建构主义强调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关系，以及意义的共同建构（Mills et al., 2006a）。斯图尔特（Stewart, 2010）论述了建构主义研究者作为数据收集与分析之核心工具的角色，以及研究者反身性（reflexivity）对质性方法与发现之可信度的相关性。夏尔马兹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她主张涌现出的理论应强调解释与抽象理解，而非说明与普遍性——后者是格拉泽与斯特劳斯（1967）原初表述中更偏实证主义立场时所强调的品质（Charmaz, 2014; Charmaz & Thornberg, 2020）。本研究与建构主义框架十分契合：参与者一直在治疗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因而能够对一个关于该体系在咨询中应用之共同建构的理解作出贡献。我在九型人格的理论与实践上的熟悉，使得——并鼓励了——建构主义（而非更偏实证主义的）扎根理论所要求的反身性。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一个关于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涌现模型。此探究试图探索并理解临床工作者如何把九型人格纳入其心理治疗实践。我寻求揭示并阐明一个既有的结构，而非试图把任何所获强行塞入一个预设的框架。因此，我的研究问题被宽泛地界定为：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

参与者与抽样

我采用了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purposive, snowball sampling），从联系我所认识、一直以九型人格工作的心理治疗师开始。在开始招募之前，我为参与者标准确定了以下要素。参与者应：在咨询相关领域（咨询师教育、咨询心理学或社会工作）受过教育，并持有相应的有效执照；已执业至少 1 年，最好至少 3 年（以确保其拥有更成熟的专业身份与实践）；接受过九型人格的某种正式训练（参加过培训项目、课程或工作坊）；自认对九型人格有自信的熟悉；并以某种方式（即外显或内隐、人际或个人内在）把九型人格纳入其实践。最初的参与者向本研究推荐了其他治疗师。为获得更多样的样本，我也主动联系了那些在广告中宣称自己在工作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治疗师。这些临床工作者是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的，我以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附录 A）。这些参与者在训练、经验与方法上为样本提供了多样性。随着数据分析推进，我考虑了额外的理论抽样。在扎根理论中，理论抽样使研究者能够在可对数据分析中涌现概念提供更多信息与洞见的情境中寻找参与者（Corbin & Strauss, 2015）。科宾与斯特劳斯（2015）指出，理论抽样在研究一个新领域时尤为重要，它使研究者得以保持开放与灵活。理论抽样界定样本量，并与饱和（saturation）密切相关（Charmaz, 2014）。作为参照，在对一百项扎根理论研究的回顾中，汤姆森（Thomson, 2011）指出参与者平均数为 25。她主张，饱和可通过多种方式达成，包括从较少数量的参与者中收集更深入的数据——前提是这些参与者对所研究的现象十分熟悉（Thomson, 2011）。因此，我向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申请了最多 30 名参与者的许可，以及重新访谈的许可。随着数据分析展开，我发现饱和远比预期更快地达成，使更聚焦的理论抽样变得多余；于是在访谈了九名参与者后，我停止了数据收集。关于参与者的更详细信息，见第 4 章。

科宾与斯特劳斯（2015）把饱和定义为数据收集与分析中「不再涌现新类别或相关主题」（p. 139）的那一刻。他们主张数据收集必须持续到理论「密实且合乎逻辑」（p. 139）且不存在解释性缺口为止。由于扎根理论的迭代性质，研究者通常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概念为本研究之目的已充分发展时，数据收集便告完成（Corbin & Strauss, 2015）。在本例中，当有足够的数据来解释「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不同方面时，饱和便告达成。该模型将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个人内在与人际的用途、理论整合、关于熟练程度的自我评估，以及任何其他从数据收集与分析中涌现的概念。基于我对数据的投入，到第七次访谈时已显现饱和的迹象。我又完成了两次访谈，以确认饱和确已达成。

数据收集与分析

在扎根理论中，数据收集与分析是同时进行、迭代且涌现的。研究者在数据收集仍在进行时即开始编码与撰写备忘录；我在本节中论述这些过程。不过，我们必须先从数据收集说起。我为潜在参与者制作了一份筛查问卷，收集他们与九型人格相关的背景（包括其九型类型）、临床执业年限，以及是否接受过九型人格的正式训练（附录 B）。在核实参与者符合标准并获得其知情同意后（附录 C），我与他们进行了个人的非结构化深度访谈。尽管观察可作为质性研究中丰富的数据来源，但观察咨询会谈存在实务与伦理上的障碍。个人访谈为参与者提供了丰富地描述其内在经验的机会；这在理解他们如何使用九型人格来滋养其自我发展与临床实践时尤为有用。参与者投入的深度不一，但所有人都似乎乐于开放而透明地分享其与九型人格的经验。

据夏尔马兹（2014），访谈被视为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一系列涌现的互动；访谈是一种相互探索，而非试图发现某种客观现实。因此，我拟定了一份开放式访谈问题的工作清单（附录 D）以引导对话。随着数据收集与分析推进，我修订了这些问题，并考虑涌现的编码与理论抽样（Charmaz, 2014; Corbin & Strauss, 2015）。访谈通过符合《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案》（HIPAA）的 Zoom 软件进行。有一名参与者无法接受视频录制；该访谈仅录音，其余八次访谈则录音并录像。

为使主题得以涌现并引导访谈问题的修订，我在进行下一次访谈之前，先完成对每一次访谈的初始编码。夏尔马兹（2014）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引导性问题清单，供在初始编码（p. 116）、逐行编码（p. 125）与聚焦编码（p. 140–141）时参考。本方法与认识论的核心在于：编码与分析过程是由作出一系列暂定的、非约束性的决定所引导的，而研究者对数据保持着好奇与开放的立场（Charmaz, 2014; Kenny & Fourie, 2015）。对于初始编码与逐行编码，夏尔马兹（2014）描述了若干可用的灵活策略，并建议尽可能且适当地使用主动动词与「实境语言」（in vivo language）。对于聚焦编码，分析的层次转而包括把数据与数据相比较、把编码与编码相比较，并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Charmaz, 2014）。

初始的逐行编码是各版本扎根理论所共有的（Charmaz, 2014; Corbin & Strauss, 2015; Glaser & Strauss, 1967; Strauss & Corbin, 1998），我也由此开始。夏尔马兹（2014）提供了灵活的编码指引，旨在鼓励研究者对模糊性的容忍；相较斯特劳斯与科宾（1998）所勾勒的轴心编码（axial coding）或格拉泽（1978）所勾勒的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更直观、更具解释性。

扎根理论包括在整个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中撰写大量反思性备忘录，以阐明这一过程。我在参与者访谈时作笔记，并在访谈之后与数据分析过程中撰写了大量备忘录。我用这些备忘录来探索并解释我不断演进的理解，也把它们当作一个空间，去思考我自己的九型类型如何影响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取向。此外，我邀请了一位熟悉九型人格的研究合作者协助数据分析。我们进行了四次研讨性对话，我将其录音、转录并编码，作为另一项数据来源。

我与参与者分享了一份早期的模型草稿，并邀请他们参加一次后续访谈，以进行特雷西（Tracy, 2020）所描述的「成员反思」（member reflection）。这些访谈经录音与录像、转录并编码。我又撰写了额外的备忘录，在其中反思参与者的反馈，并加深对涌现模型的理解。

为处理先入之见，我在下文纳入一份关于自身位置性与九型人格经验的声明。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以我对九型人格的知识和我自己的九型类型作为指引与自检。

主观性声明

以下若干核心的本体-认识论假设塑造了我的取向。其一，现实与意义是关系性的：万物皆相对于他物，没有任何事物孤立存在。我相信人是相互依存、彼此相连的，也与我们身处的世界其余部分相连。其二，非二元论（non-dualism）：我倾向于从「兼而有之」（both/and）而非「非此即彼」（either/or）的角度行事。意义是相互构成的，而非相互排斥的；多种视角催生出多种存在与认知的方式。其三，流动性（fluidity）：我们处在一种经验性的过程中，不断地转换着觉察、注意力与理解。

这些准则影响了我对知识、真理与效度的看法。人一般都力求对真理达成一致。尽管证伪一个观念是可能的，但要结论性地证明一个观念却不可能。因此，知识总是暂定的、脆弱的，随时可供修订。效度由共识赋予，代表着我们在某一时刻的最佳猜测（Carspecken, 1996; Gadamer, 2011/1975）。人文科学与理解的志业可以追求越来越高的客观性，但不太可能完全达成。

在本研究项目中，我一直以我对自身九型类型——第一型模式——的知识，作为一种诠释学的透镜，它既充当路标，也充当自检。第一型模式在较低的运作层级上，可能僵化而封闭；其最本质的模式是「拒绝」。明白这一点，我努力不断评估自己的取向，使我的研究透镜尽可能保持敞开、警觉于可能的学习，并让好奇与明辨并存。我也运用我对其他模式与整个体系的知识，从其他视角审视发现。我鞭策自己在语言上审慎；我无法处理每一个挑战或每一种潜在的意外解读，但我努力让自己的用词与描述既周全又深思。这一做法是为了承认我的假设、价值与动机，并保持对我作为研究者之非中立性的觉察。

我于 2008 年开始学习九型人格；当时我的咨询师在一系列工作坊与座谈小组中向我介绍了这套体系，此后我们在咨询会谈中也常讨论我的九型类型。2013 年，我加入了一个教学资格证书班，并于 2014 年 11 月完成这一培训。2012 年我入读咨询师教育硕士项目，并强烈地感到九型人格作为一件咨询工具极具潜力。当我开始与来访者工作，我会在咨询会谈与督导中，以个人内在与人际的方式运用我对九型人格的知识。就个人内在而言，我追踪自己对来访者的反应，并从类型的透镜审视这种反移情。对带着九型类型知识来咨询的来访者，我们会讨论其类型如何影响他们的经验；对没有相关知识或兴趣的来访者，随着我逐渐形成对其类型的假设，我会调整自己的风格，以此建立关系。例如，若一位来访者自认是第四型，或我认为他们可能是第四型，我会确保在温和地挑战其某一看法之前，相当周全地照顾到肯定与关系。而对第八型，我则会调动自己更具主张与力度的方面，以提供一种保证：我有能力真正在其立场上与之相遇。无论我如何调整风格，我总在监控自己的内在经验，以核查自己是否保持一致、开放、好奇与踏实。若我在一次会谈或互动之后感到任何不安或激动，我会向另一位熟悉九型人格的临床工作者寻求商讨，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反应，并在需要时作出调整或纠正。

鉴于我自己已把九型人格整合进临床实践，我在本项目中的意图与期望是：对向其他临床工作者学习保持开放——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也许更有效的方法。对第一型之人，当更为固着、更具反应性时，九型人格会提供若干内在线索。这些线索包括：挫折、评判与不耐的感受增强；思维更加非黑即白；身体有紧束感。这些线索在各种情境中都会出现，包括研究之中，也在整个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核查，确保我保持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项目至关重要的好奇与开放。

4　研究发现

引言

本研究的意图是描述一个关于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模型。本项目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经由分析访谈数据、与研究伙伴的合作、撰写备忘录以及成员反思，我辨识出临床工作者在使用九型人格时所投入的过程与实践。本章呈现数据收集与分析程序的回顾、参与者概况，以及对该模型的深入描述。

数据收集与分析程序简述

数据收集包括对九名参与者的访谈、成员反思程序、研究团队的解读与讨论，以及备忘录。访谈时长从 51 分钟到 108 分钟不等，平均 72 分钟。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提纲，其中包含预先写好的问题，并留有弹性，供研究者与受访者在相关想法出现时加以追索。依照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程序（Charmaz, 2014），随着数据与主题开始涌现，访谈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作了调整。

参与者抽样为目的性抽样。最初有若干参与者是我所认识的、在临床实践里使用九型人格的咨询师。另一些参与者经由这些最初受访者的推荐，以滚雪球抽样获得。有两名参与者回应了「冷邮件」；他们是通过互联网搜索辨识出来的，与其他参与者没有关联。所有访谈均录音，九次中有八次录像。这些录音被全文转录并逐行编码。我专注于实境编码（in vivo coding），以及辨识重要的行动与过程。当我在这一初始层次与数据互动时，我谨记夏尔马兹（2014）所建议的若干策略：保持开放，使编码既简单又精确，保存并界定行动，寻找默会的假设，以及阐明显隐的行动与意义。格拉泽（1978）关于在编码中使用动名词（gerunds）的指引，是编码过程中的另一条核心准则。尤其因为研究问题指向描述一个过程——治疗师如何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我发现专注于使用动名词与保存行动格外有效。在作初始编码时，我撰写备忘录，在其中反思研究过程、涌现的编码与主题，以及我对编码与编码过程的反应与想法。

在初始编码之后，我制作了若干不同的视觉展示来与数据互动。我把初始编码写在索引卡上，把这些卡片分入类别，并撰写关于这些类别的备忘录。随着每次新增访谈使编码数量增加，我最终把数据展示过渡到数字形式，使用 Excel 电子表格。这种数字形式使我能够轻易地把编码剪切粘贴进不同类别，并试验初始编码之间的相关程度。无论是实体还是数字的展示，都有助于开始看清编码之间与可能类别之间的联系。在项目的这一阶段，我频繁地重新安排类别，试图更好地反映涌现的主题与参与者经验。「治疗师其人」（Person of the Therapist）是很早便在过程中涌现的一个类别，并一路进入了最终模型。其他类别（「改变」与「内在过程」是两例）随着数据收集与分析推进而被大幅修订或移除。我在整个过程中撰写备忘录，这些与数据的互动为访谈问题的编辑与增补提供了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我以格拉泽（1978, p. 57）的问题「这些数据是关于什么的研究？」为指引，也以夏尔马兹（2014）为指引——她把建构扎根理论中的编码写作成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聚焦编码作为「暂定而非约束性」（Charmaz, 2014, p. 144）的一系列决定而推进。从初始编码到聚焦编码的转移是循环且比较性的。当我发展出模型的每一轮迭代，我都回到初始编码——有时重读转录稿或重听访谈——以评估模型对数据的再现程度。数据分析是迭代的，我投入持续比较，以确保涌现的主题植根于数据、并准确而完整地捕捉了参与者使用九型人格的经验。

研究合作者与我多次会面讨论访谈数据；这些会面被录音与转录，提供了一项额外的数据来源。研究合作者是一位认证九型人格教师，此前没有咨询或质性研究方法的训练。她与研究者的共同教学频繁，并从来访者的视角了解咨询过程。这在研究过程中是一大优势，因为她促使我更深入地探究，把基线咨询实践与九型人格对治疗实践的贡献区分开来。她参与分析，对揭示研究问题与主题上的先入之见是一大帮助。例如，她就咨询中的伦理实践、治疗师在九型定型上的透明度与自我表露，以及咨询中如何处理灵性等提出了澄清性追问。由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有助于阐明参与者与主要研究者的隐默知识。合作者还通过辨识主题与具代表性的参与者引语，对编码过程作出了贡献。

当模型达到一个连贯的阶段，我把它分享给所有参与者，并邀请进行成员反思（Tracy, 2020）。九名参与者中有三名回应了这一邀请。我与这些参与者进行了后续会面，讨论该模型。这些会面时长 33 到 42 分钟不等，并被录音与转录。参与者同意，会面中所呈现的模型大体捕捉了他们使用九型人格的经验，并就语言上的细微修改与模型的实用性提出了实用而有洞见的建议。我把这些反馈纳入了最终模型。

参与者概况

参与者的人口学信息见表 4-1。所有参与者均自认女性，且为非西语裔白人/欧洲裔美国人。执业年数平均 15 年，从 7 年到 35 年不等。使用九型人格的年数平均 12 年，从 4 年到 25 年不等。有两名参与者使用九型人格的时间比其临床执业时间更长。三名参与者持有婚姻与家庭治疗师执照，五名持有心理健康咨询师执照（具体执照因州而异），一名持有社会工作者执照。所有参与者目前都在私人执业环境中工作。参与者所寻求的训练类型不一，从自学函授课程到不同传承中的一年制证书项目都有。就九型类型而言，四名参与者认同第四型，两名认同第二型，两名认同第六型，一名认同第三型，一名认同第九型。参与者的工作经历各异，但在访谈时，九人都在私人执业环境中兼职或全职工作。其中若干人为独立执业者，一些人在团体执业中工作，还有若干人是九型人格教师。参与者普遍共享一种人本主义的咨询取向。参与者所用的名字均为化名。

访谈结果

编码与分析程序导向一个理论模型的发展，该模型描述了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由此得到的模型及其成分在下文讨论；它代表了对数据及其主要主题的综合。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一致，该模型应被视为涌现性的；它是一个起点、一份进一步探索的指引，而非对「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最佳实践」的客观描述。

心理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如何使用九型人格的模型。从研究过程中涌现的模型，提示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十个成分：治疗师在治疗投入中据以运作的九个「立场」，以及一个额外的成分。这些成分是：修习自我（Practicing Self）、安静评估（Quiet Assessment）、使用九型概念（Using Enneagram Concepts）、合乎伦理地使用（Using Ethically）、培育谦卑（Cultivating Humility）、调整临在（Adjusting Presence）、培育治疗技能（Cultivating Therapeutic Skills）、监测与承托（Monitoring and Holding）、投入成长（Engaging With Growth），以及动态性（Dynamism）。其中九个成分是治疗师在治疗投入中所采取的立场，可分为三个主题性三元组：

• 治疗师其人（Person of the Therapist），包括修习自我、培育治疗技能与合乎伦理地使用；
• 滋养好奇（Informing Curiosity），包括安静评估、投入成长与监测与承托；
• 面向来访者的实践（Client-Facing Practices），包括使用九型概念、调整临在与培育谦卑。

第十个成分「动态性」嵌入在模型的结构中，也嵌入在其他九个成分之中。

当这十个成分与三个三元组涌现时，很难找到一个能准确再现它们之间联系与关系的视觉再现。为了补充我自己的绘图与努力，我请来了一位平面设计师，他尝试了若干不同版本。即便有这一专业贡献，要制作一张简洁而准确的再现图，仍然颇具挑战。我的研究合作者提醒我：九型人格符号本身就被有意设计成一张普适的地图。正如葛吉夫所说：

总体而言，必须理解九型人格是一个普适的符号。所有知识都能被纳入九型人格，并能借助九型人格得到解读。就此而言，一个人究竟懂得多少，就看他能把多少东西放进九型人格，也就是说，他理解了多少。他无法放进九型人格的东西，他就不理解……一切都能被纳入九型人格并在其中被读取。一个人可能独处于沙漠，他仍可在沙中描出九型人格，并在其中读到宇宙的永恒法则。而且每一次他都能学到某种新东西，某种他此前不知道的东西……九型人格是一种普适语言的根本象形文字，它有多少种不同的含义，就有多少种层次的人。（Ouspensky, 1949, p. 294）

带着这一想法，我把辨识出的主题映射到九型人格符号上。不仅这些立场契合九个点，它们还自行分入了三段三元弧。动态性则作为嵌入每个立场及立场之间互动的赋能力量，契合进符号之中。正如葛吉夫所提示的，把模型映射到九型人格上，既能有效地再现我从数据中已经学到的东西，也促成了对诸立场及其联系的一种新理解。

这个模型中所使用的九型人格，其最准确的形式名称应为「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之九型人格」（The Enneagram of How Psychotherapists Use the Enneagram of Personality in Clinical Practice）。为求简洁、区别与清晰，我称它为「咨询九型人格」（the Counseling Enneagram，见图 4-1）。

九种立场

咨询九型人格模型的九种立场，从数据分析过程中涌现，是咨询师在治疗过程中参与并置身其中的一组活动或姿态。其中一些聚焦于治疗师其人与角色；一些聚焦于信息收集、筛选与规划；还有一些聚焦于与来访者或来访者系统的关系与互动。我用「立场」（stance）一词来表示治疗师在九个点各自所采取的特定姿态与焦点。采取某一立场，或可帮助治疗师把注意力转向某一特定方向与某一组特定经验；它是治疗师为治疗目的而暂时采用某一特定视角的具身意志。我将为九种立场逐一提供厚描，从内接三角形上的立场「修习自我」开始，随后沿内接六边形追踪各立场。以九型人格符号作为本模型及其所描述之过程的再现，诸立场之间存在一定重叠是内在的。在九型人格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九型类型从事相同的行为，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底层动机。在这个咨询九型人格中，诸立场确实有一些相互联系；使它们彼此相区别的，是治疗师在那一刻所主要关注的东西。治疗师当下一刻的注意力与意图之焦点，界定了每个立场的核心。

修习自我（Practicing Self）。这一立场包括增进自我知识、以及运用这种知识，并描述咨询师把九型人格应用于其作为个人与作为治疗师自身所涉及的任务与活动。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初识九型人格体系的经历，以及这种知识在其生活与自我理解中所产生的影响。拥有知识是一回事；能够把那种知识有效地运用起来，则是一项相关但不同的技能。把与九型人格相关的知识应用于推进自我成长，就是我在本模型中称为「修习自我」的东西。

参与者讨论了学习九型人格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把它整合进自我概念。莎莉从深度与自由的角度描述了九型人格的吸引力：

这关乎以一种更深入、更有条理的方式了解我自己，我非常喜欢……得知存在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种人格——从灵性上说，它其实不是我——真是令人无比自由。而随着我变得更客观、去审视它，我就能对那些对我无益的部分做更多的事（210）。

有若干人谈到自己对该体系的即时共鸣，说「我生命中从来没有东西如此完美地描述过我」（Kristen, 78）、「我一接触到这些信息就一头栽了进去，因为我太着迷了，想要知道更多」（Emily, 30）、「我立刻一头扎了进去」，以及「它立刻让我豁然开朗，我爱上了它。于是我开始研究……那段时间里我能找到的一切」（Tiffany, 15）。所有参与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对在个人生活中使用九型人格的兴奋、兴趣、共鸣与热情。

有若干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由九型人格滋养的自我知识如何随时间不断演进。霍莉尤其谈到了她在不确定自己九型类型的情况下学习该体系的经历：

大概到我参加的第三个工作坊，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类型。我当时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这么一个自我反思的人，有些自己的部分我居然看不见，这说不通。后来有人向我建议，也许我是自我保存型的第四型……在那些更深的工作坊之前，我对亚型一无所知。而一旦我开始了解自我保存型第四型，我就想，「等一下。就是这个。这完全就是我。」（143）

艾莉森即便已与九型人格工作了二十五年，也谈到近些年对自身本能驱力的更多了解，她说：

我有点纠结于「我到底是社会型还是性爱型」，你知道，看起来我非常性爱型，但我（也）非常社会型，所以我真的很纠结。最后我落定在：我（主要是）社会型，但带着一股很强的性爱型驱力（582）。

克里斯汀描述了类似的经验，以及她的反应：

我最近才发现我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亚型——真的，就在三周前，这让我气坏了，我居然不知道。我一直确信自己是性爱型亚型。而我现在意识到我是社会型亚型。这倒也没关系，而且现在回头看我的人生、看到社会型主题曾以各种方式出现，也很有道理，可我就是不知为何一直深信自己是性爱型亚型。（687）

同样地，霍莉表示学习过程既有回报又持续不断，她说「我做这项工作已经十多年了。而我现在仍在发现关于我类型的新东西……（这是）一辈子的事」（607）。这些经验表明，治疗师与九型人格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与自我觉察的互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参与者谈到，了解自己的九型类型、本能驱力、主导侧翼以及动态运动的影响，如何使他们得以塑造自己的个人发展——在许多情况下，也包括其职业发展。

所有参与者都分享了九型人格如何促进了他们整体的自我发展。艾米莉谈到用她的知识来提升元认知觉察，说：「对我来说，要做到整全而健康，就像『好，这就是我使用这种本能类型的方式』……再说一遍，那是一种不要过度使用其中任何一者的自我觉察。但你知道，是去通达所有类型」（595）。莎莉谈到她的个人发展如何促进了她的自我觉察，以及对自身及内在过程的好奇：

当我开始把九型人格应用于自己，我开始意识到「哦！」——也包括在我参加的心理治疗小组里，当有人向我指出我当时在做受害者时，你知道，这当然是第四型的大事——那时我开始能自己看到它了。接着我开始思考，「好，这里的真相是什么？」（473）

凯瑟琳也讨论了自我觉察与他者觉察之间的联系，说「我真的相信，九型人格之所以对我这个从业者是一件如此有力量的工具，原因就在于它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件如此有力量的工具」，并说她越是了解「更多细微差别或对某些成分更深入的看法」，就越能带来一种「更丰富的理解」以把它带进来访者工作（122）。她接着谈到自己如何把九型人格纳入自己的个人治疗：

我想找一位第九型一起工作，因为我已经对自己有太多评判了。我总是有点在审视自己的形象。而如果我觉得某人对我说的不以为然，我就会改口。我需要——我知道我需要一个能给我足够空间的人（617）。

凯瑟琳的经验是治疗师如何基于对自身的理解与个人需要，用九型人格来寻找支持性环境与实践的一例。丽贝卡说：「我是第九型。我认为我对自己下的功夫至关重要，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天生就能调准的人。我认为给自己定型真的很重要」（612）。艾米莉呼应了这一想法，说：「很有意思，作为第四型，总在追求健康、朝着健康走，因为我们有时会那么戏剧化、那么情绪化。但我认为了解九型人格帮助我保持真正踏实和专注」（574）。同样地，艾莉森分享了对她而言一个重要的学习：

作为第二型，我在感受、在共情，这就是第二型所做的。但我不得不学会的——而这也正是我教给其他第二型的——我不得不学会的，是把我的能量真正扎在自己身上……如果我把自己扎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就这样把它打开、清空它、再打开，那么无论我接收到什么，都能更清晰、更干净（522）。

艾莉森的例子说明了内在的自我负责，以及如何借重治疗师对类型的知识，以促进其个人与职业自我的方式来引导自身成长。

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如何帮助他们辨识并接纳自己的优势与挑战，并强调自我慈悲。凯瑟琳谈到，除临床实践外，她对学生咨询的教学与督导有强烈兴趣，她说在社会型本能驱力的脉络中理解这些兴趣「令人解放」，而且她对自己更有慈悲，因为她现在知道自己必须「待在不同的能量空间」（654）里，才能满足不同的驱力、照顾自己的需要。艾米莉分享说「我不太擅长营销或社交。那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实际上动用我的第三型侧翼来做这件事」（139）。米歇尔说：「我的主导亚型是性爱型亚型。所以我认为作为治疗师，我真的很享受那些一对一联结与关系里。我一直很难应对宏观的事情，那些……个案管理，对我来说不太自然」（633）。蒂芙尼尤其具体地分享了透过九型类型透镜整合其个人与职业自我的经验：

我认为第六型有一个很强的部分……会融合、变形、四处游移。所以对我来说，那就像——它感觉像是一种对独立站立、对出人头地的恐惧……所以这一直是，就是让自己做真实的自己。而有时那跟我所处的环境、或我身边的人并不一致——所以，就是进入「我是谁」，而不总是——我内心有一种很深的反射，要去附和、去试图融入、去试图合并、去试图成为群体的一员。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另类的整全社群的一部分，这样才感觉——几乎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到……我感觉我需要一个容器的力量……它真的帮我把自己的东西带出来。作为第六型，我学到：当我开始想要——当我开始感觉我想让自身的某个部分表达、成长或扩展时，我最好环顾四周，看看谁在那样做，我可能想更像谁。那对我是一个信号，让我想『那是我的一部分想要——那是一个想要透出来的阴影』。于是我会靠近那个人或那个社群一阵子，以给自己那种把它带出来的力量。我认为那是一种第六型的特质（144）。

参与者还谈到九型人格如何契合进他们的灵性道路与实践。丽贝卡作为「一个正在康复中的宗教人士」谈到它，说：

我并不一定知道自己所有的灵性信念是什么，但我觉得九型人格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生命中那曾有的位置。嗯，所以是的，这不像是我能用言语表述的东西，但其中确实有某种东西，非常赋人以生机（1107）。

她接着说：「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动力让自己为我最好的样子负责，但并不是围绕罪之类的观念」（1145）。丽贝卡还提出一个想法：如果一个人纳入了九型人格所提供的知识，「日后就不可能再不知道」（280），对自己类型的知识会创造出一个不可逆的觉察时刻。克里斯汀也分享九型人格如何改变了她与灵性的关系，把她作为第三型的九型类型与「任务导向或效率导向的灵性」这一观念联系起来，并指出：

当我感到最连结、最充实、最调准、最平和的时候，都是那些我慢下来、进入完全的静默或独处、让身体安静下来的时候。而你知道，对我来说，敬拜就像那样。它是慢下来。是臣服。它完全不是以表现为基础的。它是摘下面具，就只是对我的脆弱、我的隐痛保持非常真实，无论那是什么。所以我会说，九型人格非常妥帖地契合进我与信仰的个人修习（433）。

参与者在此描述的这些修习——负责、慢下来与臣服——既是灵性的，也是个人的。它们也是描述健康咨询师的重要立场与修习（Bennett-Levy, 2019; Daniels et al., 2018）。蒂芙尼谈到把九型人格与临床实践整合，如何帮助她作为一个人与治疗师体验到更多真实与连结：

当我开始教（九型人格），我就开始重做我的私人执业方式，把这些东西——把原本在背景里的灵性更多地移到前台，并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述和描述我自己，即一个「心理-灵性治疗师」。所以一开始它们真的很分离。然后我就真实地感到，我需要某种程度上「出柜」，坦承自己是一个有灵性的人。然后，你知道，在执业中分享它（52）。

霍莉分享了她在学习九型人格体系之前与之后的几次灵性体验：

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四型……但当我走出那次冥想，我想「天哪」。感觉就像所有那些我作为第四型随身携带的寻常东西——非常在意自我，社交上很痛苦，社会性地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或搞砸了什么、与众不同，以及所有这些我随身携带、带在身上的痛苦东西——感觉全都落下了。那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就像，「哇，那是我活生生的经验。它怎么就落下了？」而取代它所体验到的，就只是这深挚的爱。就好像爱从我身上辐射出去。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通常，我第四型的透镜有点像是，我看到差异，有种等级化的东西出现，而它是「看见缺失」，对，那种一直在那里的透镜。而它感觉完全落下了。剩下的是别的东西。那是纯粹的爱（540）……当我在九型人格的语汇里想这件事，我就想「哇，我体验到了我的固着落下是什么感觉」（556）……那是一次巨大的灵性体验。而之后，在我其他几次冥想或做了真正艰难、完全挑战我固着的事情时，我也有过完全相同的感受和体验。就像在悲恸之后、在真正艰难的情绪之后，常常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轻盈。所以它是——那是「本质」（essence）。是的（573）。

「本质」在九型人格文献中有时被指为通往自由的道路（Almaas, 1998a; Maitri, 2000）。霍莉的经验说明了一种常为人本主义治疗所隐含指向的状态：对自我的直接体验，以及与自我之外某种东西的连结。

顺着九型人格中动态运动的连线，内接三角形上的下一个立场是安静评估。

安静评估（Quiet Assessment）。安静评估立场描述九型人格如何为咨询中辨识、筛选与评估来访者数据的过程提供信息。参与者在此所评估的一部分，是来访者作为一件咨询工具对九型人格的兴趣与接受度——这将为治疗师在下一立场「使用九型概念」中的行动提供信息。许多参与者指出，在危机、深度悲恸或创伤、或剧烈痛苦的案例中，他们不会向来访者明确引入九型人格。这一决定由他们在这一安静评估立场中的观察所决定。他们把处于这些状态的来访者描述为「处在生存模式」（Katherine, 173）、「当痛苦如此之深、觉察可能并不太多时」（Alison, 365）、「高度失调」（Holly, 250）、「情绪动荡的状态，或身处战壕」（Katherine, 186）、「如果来访者系统失衡」（Kristen, 274），以及「当那种赤裸的疼痛在场时」（Rebecca, 593）。所有参与者都同意，若他们在来访者身上观察到这些状态，就会暂缓把九型人格引入治疗。大家普遍认同：当来访者不堪重负、失调时，并未留下足够的情感或认知空间，去容纳九型人格所需要并鼓励的好奇或反思。除此之外，参与者并未辨识出把九型人格纳入治疗的任何禁忌症。

一些参与者讨论了如何在顾及发展议题的前提下，把九型人格改造以用于青少年。艾莉森把自己宣传为超个人咨询师，她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他们还在发展自我结构。所以这不是同样的工作。不像一个四十岁的成年人来说「我一直在进化，而且一直在做灵性功课，我想深度成长」……（青少年）还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发展。他们得先做那个，然后才能知道自己与万物一体。所以他们需要做那个。但他们可以这样做：「是的，你有这个模式。而这些是这个模式带来的好处。而这些是这个模式带来的弊端。那就好好享受好的部分吧。」而我不会对成年人这么说。不，我可能会对一个成年人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755）。

霍莉谈到改造该体系的挑战，说「要使它在发展上恰当，我想，以一种可消化的方式，得花很多功夫，但它能行」（174）。凯瑟琳说她制作了一个基于九型人格的价值观卡片分类活动，帮助青少年开始理解自己、增强观点采择，而不给他们贴标签。

即便来访者不处于危机中，也不是所有来访者都会对九型人格感兴趣，而且还存在其他发展性的考量。参与者描述道——如克里斯汀所说——他们「始终调准于来访者的接受度」（306）。据参与者说，九型人格似乎对那些对自我发展和/或灵性成长感兴趣的来访者最为有效。艾莉森描述她执业中的这一类人，说：「有某些他们想要处理的东西。他们想更深入、更好地了解自己。他们想要灵性成长。他们想知道，他们一直在阅读和探索」（385）。凯瑟琳说她有「带着某种自我成长渴望进来的来访者，他们大概（说），『我在转型』、『我处在人生阶段的改变中』、『我不知道我是谁』」（182），而对这类来访者，她会马上引入九型人格。她进一步把这类来访者描述为：「任何时候有人带着某种身份工作、某种围绕原生家庭、或性别或性身份、或职业身份危机的困惑，或任何与此相关的东西进来，我认为那都是九型人格的沃土」（322）。除那些九型人格显得明显有帮助的来访者之外，参与者还描述了这一立场中的校准过程为「在初诊中就揣度它」（Katherine, 172）、「感受一下」（Rebecca, 453）、「找找感觉」（Tiffany, 596），以及「探一探房间的温度」（Emily, 670）。他们没有人使用正式的评估或流程，且几乎所有人都指出，这种探温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们可能在治疗过程中数次回到九型人格这一主题，以评估来访者的兴趣程度是否已改变。

参与者还谈到他们追踪的、与九型人格相关的其他要素。若干参与者聚焦于九型人格作为「来访者动机的 X 光」的用处。艾莉森报告说，这一过程可以加速关系的建立与治疗过程：

即便他们谈的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行为，我也知道底下推动它的是什么。所以当我回应、当我提问，比如「哦，你是不是也这样？」或「跟我说说那个？」听起来几乎像我有通心术。就像「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一点？」（146）

凯瑟琳呼应了这一想法，说：「承认人格类型更基于动机而非行为，几乎触及了这种更本能的、在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觉察到自己在做它之前就已反应的过程」（60）。在来访者身上、以及与来访者一道辨识这些模式，可以对治疗关系与治疗结果产生正面影响。然而也有陷阱；如霍莉所描述：

有个人我和他工作，他真的很迷九型人格，他坚持自己是某个类型。可每次我们谈这个类型时……他说的都与那个类型的信息不相符。这是件有意思的事，因为就某些事情进行挑战本来是恰当的，因为他对自己所见的自我、与他想看到的自我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而我一直都在玩那个——探房间的温度，对吧，因为我们是想要探查、想要非常温和地挑战。而对这一个人，就像，如果我以这种方式用九型人格去挑战，我觉得那可能太过，或感觉可能伤害关系……尽管从治疗上说（挑战）本来是恰当的。（675）

这个例子描述了来访者自认的类型与治疗师评估之间不一致的一例，也说明了这一立场与内接三角形上下一立场「使用九型概念」之间的联系。在安静评估立场中收集到的信息，对治疗师的行动与投入有直接关系。

参与者报告说，他们也评估来访者的改变意愿。若干人谈到，对改变感兴趣的来访者其价值何在，以及来访者的准备程度如何为其临床选择提供信息。克里斯汀说：「我选择分享（九型人格的）什么，很大程度上会基于来访者的自我觉察或健康层级。健康层级越低，我大概会让它更偏信息性」（340），而不纳入躯体或体验性的要素。另一些人提到注意到来访者某一焦点或主题的重复，如米歇尔：

当来访者重复某些真的非常贴合某个类型的东西……（如果）他们总是回到这个主题。那时我就会把（九型人格）提出来，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否感兴趣（252）。

这种注意与评估的修习，自然会既为「修习自我」立场中治疗师的主动反应、以及来访者对「使用九型概念」的反应提供养料，又从中获得养料。安静评估立场在内接三角形上的位置反映了这一过程；治疗师对自身与来访者的观察，将影响我们在治疗室中的行动与反应。尽管这三个立场相互影响，三角形上的每个点都代表治疗师注意力的一个独特焦点。

使用九型概念（Using Enneagram Concepts）。在「面向来访者的实践」三元组的中心、也即内接三角形的右角，是「使用九型概念」立场。这是一个主动改造、投入九型人格体系并与来访者互动的立场。投入程度是一个连续谱，从把九型概念翻译成非九型特定的语言，到使用九型类型、动态运动、侧翼、本质等特定语言。治疗师随来访者调节这些九型知识，纳入该体系的一块块或一部分，简化或扩展概念，并修改、改编概念。他们还创造新的干预，或修改现有的干预，使用九型人格的框架与本体论。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治疗师都依其自身知识与对来访者的观察，在需要且恰当时，从九型特定语言翻译为非特定语言。治疗师在这一立场中就在何时、如何把九型概念纳入治疗作主动选择；这强烈地受着「保持调准于来访者反应」这一修习（安静评估立场的一部分）的影响。三角形的底边连接着这两个立场。这些选择也受内接三角形顶部的「修习自我」立场影响；治疗师对九型人格的自我知识与经验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其关于向来访者引入九型人格的决定。在使用九型概念立场中，治疗师的焦点是为来访者与情境选择恰当的九型相关语言与干预。

为说明「修习自我」立场与「使用九型概念」立场之间的联系，参与者谈到他们自己在九型人格上的经验、知识与自在程度如何影响他们与来访者一道使用该体系。例如，凯瑟琳分享：

我想我早期并不懂得像现在这样把握它的细微差别，就好像如果我觉得他们不想用那种语言，那我就完全不能用它，而不是意识到有各种方式可以把它纳入进来（154）。

凯瑟琳的经验承认，加深她对九型人格的了解如何使她更灵活地把它纳入与来访者的工作。其他参与者评论了使用九型特定语言为咨询过程带来的加速或力量。米歇尔说：「如果我直接使用它，用九型人格的语言……它把事情推进得深得多、快得多」（108）。另一些人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向来访者介绍九型人格，就像介绍任何其他治疗干预——如果来访者直接拒绝，或干脆不沿着这个话题跟下去，那也是关于来访者需要或偏好的信息。这些例子把「修习自我」立场与「使用九型概念」立场连接起来。

「使用九型概念」立场也与内接三角形上的「安静评估」立场相连。在引入九型语言的过程中，内嵌着对来访者反应与回应的监测。如蒂芙尼所说，「如果他们并不真的与这种语言共鸣，那我就少用一些」（423）。丽贝卡谈到了如果引入或翻译不顺畅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挑战：

我试着向（一个朋友）描述一些东西，她说：「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而这不只是谈论九型人格——而是我谈论它的方式。对她来说太天马行空了，不具体。我就想：「哦，这有意思。我们没办法——你知道，我是艺术治疗师。我在用隐喻说话，我在谈能量，我在谈原型，说『感觉像』，你知道，因为我在谈本质和固着……所以我认为这仍是一个学习过程：对像她这样的人，我该怎么用不同的话来表达这个？」（638）

丽贝卡的引语很好地示例了内接三角形上三个立场如何协同运作：引入概念、接收关于这些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反馈，并反思她的治疗性呈现如何影响沟通。

参与者在其引入九型语言与概念的方式上不尽相同。对一些人来说，九型人格是他们与来访者一道使用、或作为理论框架使用的众多工具或方法之一，他们逐个地作出来访者引入九型人格的决定。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认定为九型人格治疗师。如莎莉所描述的：

我毫不掩饰。我发出那个图、那份说明。我也发出……那些描述……我让他们在第一次见我之前，看看能不能弄清自己的类型。哦，对。要么带着九型人格，要么就不做（450）。

同样地，艾米莉宣传自己是一位受过九型人格训练的治疗师。她说这一做法帮助那些已有一些知识的来访者意识到他们「已经共享一套共同语言」（203），并说她发现这「比我自己单独向人引入它更好，他们会直接就看见它」（227），甚至在治疗开始之前。这一做法当然降低了围绕「该体系是否会对某位来访者共鸣」的不确定性。

无论参与者使用多少特定语言，他们都分享说自己在与来访者的治疗中使用了九型人格的概念。再次，引入概念有一个连续谱；参与者讨论了他们如何与来访者谈论九型人格的不同方面，包括知识中心、本能类型、人格类型的基本观念、九型类型的特定观念，和/或关于不同类型的特定信息。参与者描述了分享这些概念的若干好处，包括：这一做法使信息得以个人化；它培育来访者的成长与自我觉察；它提供细微差别与理解的深度；它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或在来访者系统内部创造伙伴关系与协作。

艾莉森向来访者把九型人格描述为「一件做极深自我探索的工具」（688）以及「一件松开模式、打开东西、放下的工具」（692）。米歇尔评论了九型知识似乎对她的来访者产生的影响：

（它）的某种东西帮助人们就只是停止抗拒任何冲突，就只是去看看他们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它几乎就像给人们答案……就是那种接纳，然后是能够说「好。接下来呢？」的能力（356）。

丽贝卡也谈到这一赋能过程，说九型人格对来访者辨识其进展的关键障碍而言「一直是那块缺失的拼图」（219）。显然，这些反思并非对来访者经验的客观评估，但听到这些参与者所分享的来访者反馈是有用的。没有理由认为来访者在把九型人格用于自我觉察时，其回应会与治疗师根本不同。莎莉描述说，一旦来访者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她的过程就包括讨论「（来访者）的倾向是什么、因为那个特定类型他们的特征是什么。然后我们谈那个虚假的核心信念」（490），而莎莉提供一条走出固着的路径。

参与者中的一个子主题是九型人格所提供的细微差别与理解深度。这是参与者普遍欣赏该体系的一个要素，若干人谈到这如何使九型人格在来访者进展的每一层级都有帮助。莎莉把揭示觉察形容为「下一层洋葱」（564）：一旦来访者意识到固着在某一层级运作，另一层级就会显露。霍莉呼应这一说法：

在自我功课里，我总是说，（九型人格是）一份不断给予的礼物。因为成长有那么多层，我们自身的层层叠叠、我们自己的功课与旅程。九型人格是我遇到过的少数几个真正反映了这一点的体系之一（637）。

蒂芙尼有时通过「洞察与提问」来运用来访者对其九型类型的层次化知识，尤其当来访者正在学习该体系时；她还描述了她与来访者所做的「本质功课」，把他们与某种「点亮他们、与他们相连」（317）的经验面向联系起来。这一帮助来访者感受到深层连结感的过程有一个躯体要素，蒂芙尼把它描述为「让某种疗愈与滋养在身体里落下来」（317）。

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提到，九型人格帮助他们把躯体要素纳入治疗实践，作为提升来访者对情绪在身体中感受的觉察的途径。对凯瑟琳来说，这源于对三个智慧中心的学习，以及学会同等地重视心智、情感与身体的输入。同样地，克里斯汀分享了她用来促使来访者自我检视的、反映三个中心的问题：「你的身体现在在传达什么？你的心在传达什么？你的头脑在传达什么？」（242）。这些技术植根于九型人格特定的智慧中心概念，无论治疗师是否使用九型特定语言，都可作为治疗干预来使用。

若干参与者谈到九型概念与语言在处理伴侣关系、或处理人际冲突中的个人的用处。米歇尔描述说，它对帮助来访者对与其冲突的人更有慈悲「超级有用」（303），并说「当我们有了那套谈论九型人格、理解他们人际冲突的语言，就会出现一种软化，对另一个人的更深理解，即便他们仍对他感到恼怒」（327）。蒂芙尼说，在关系中使用它可以帮助伴侣「对彼此从何而来产生共情，并帮助彼此理解我们被触发的部分、或我们以收缩的方式被激活的部分。它是为了不把彼此的人格当成针对自己」（741）。克里斯汀分享了她可能如何把九型人格引入伴侣关系：

我现在引入它的方式/原因，是让伴侣知道：有这样一个语言体系，可以帮助真正增进关系。我可能会说类似「它真的增进了我自己的人际关系。它给你语言，给你视角和理解。」我常常会回到叙事传统的一些核心成分，或（那些概念）「注意、暂停、允许」，或慈悲与好奇。所以那些是我可能会引入的概念。如果这些概念有反响，那么我也许会再深入九型人格的背景（351）。

并非所有参与者都与伴侣工作，但他们都谈到九型人格体系作为一种增强来访者观点采择、理解与对他者慈悲的方式的用处。

「使用九型概念」立场聚焦于治疗师主动把与九型人格相关的信息、观念与语言纳入治疗。这一立场有一个纳入的连续谱，治疗师可以把九型概念翻译成非九型特定的语言，或者——如果来访者感兴趣——治疗师可以使用九型类型、侧翼、本能等九型特定语言来讨论来访者经验。这一立场是内接三角形上的最后一个立场，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内接六边形上的立场，从点一「合乎伦理地使用」开始，并顺着动态运动的连线前行。

合乎伦理地使用（Using Ethically）。我们将从点一的立场「合乎伦理地使用」开始我们对内接六边形的巡览。数据中有若干概念格外突出：治疗师对九型人格的胜任力、「允许」这一修习，以及持续的治疗师自我功课。

参与者对把九型人格用作治疗工具时所涉及的把关（gatekeeping）观念表达了伦理关切。一些人聚焦于这可能给来访者带来的挑战；如米歇尔所说，「如果来访者想找一位懂九型人格的咨询师，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其知识水平）」（715）。另一些人则把这种缺乏全国或国际标准解读为该体系的强项之一。凯瑟琳承认追求训练的重要性，并指出：「然而并没有一个认证机构。使用九型人格有那么多不同的方式。它不是专有的，所以任何人都能使用它、引用它，从这个角度说它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具」（138）。克里斯汀（902）对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时遵循严格标准表达了矛盾心理，强调这件工具亲密而细致入微的性质。她指出，有宽泛的「如何使用它的邀请」类指引、或一本关于理论用途的教科书，是有用的。参与者提出的这些关切强化了进一步研究九型人格在咨询中之用法的 필요。

所有参与者都谈到「允许」（allowing）的作用，尤其在来访者自主性方面。这一术语是构成为「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提供信息的编码之一，指参与者所表达的一种意识，即：在他们感到已有充分的关系和/或信息之前，暂缓判断与行动具有伦理重要性。霍莉谈到使用九型人格的一个潜在危险，承认知道各九型类型的九型人格「成长路径」可能导致治疗师「把事情推进得比（来访者）准备好被推进的更远」，以及治疗师对来访者准备程度保持正念的重要性（1093）。米歇尔（735）辨识出九型人格另一种潜在的伦理误用：把它用作一件化约的诊断工具——用它作为解释，而非作为探索的工具。丽贝卡分享了一个她给来访者定错型的场合，说「那对治疗关系是一个巨大的问题」（312），并指出伤害是「推进了（来访者）并不开放的东西」的结果。她谈到这对她使用九型人格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学习时刻，以及如今她专注于鼓励与来访者进行「一种被赋能的内心探询」（873）。同样地，其他参与者指出，如果治疗师显得比来访者更了解他们自己，对来访者而言会是多么去权能的事，以及允许来访者主导自己的自我探索的重要性。若干参与者说，他们不给来访者定型，而是鼓励来访者投入自我研究与反思，以帮助其给自己定型。凯瑟琳承认自己「有时对九型人格过于狂热」（216），并说她的训练强调：应以来访者活生生的经验为指引，而非以治疗师对来访者类型的意见为指引。

这种「允许」的修习，与治疗师使用九型人格的伦理重要性密切相关。凯瑟琳建议她的受督者「先把它用于你自己。先理解你自己的类型，在那里花些时间……因为如果你知道做那番艰苦功课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对来访者的慈悲与共情就会好太多」（726）。克里斯汀呼应这一点，说「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个人层面与该体系工作，就不该使用九型人格」（857）。她把这与治疗师胜任力、以及理解「这个体系的分量……与力量」的重要性联系起来（860）。丽贝卡谈到她自己给自己定型的过程，以及她由此学到的关于如何合乎伦理地给来访者定型：

（我的老师们）就只是探索我呈现出的能量，并（会说）「你知道，你有点更像（这个类型），你觉得（这个类型）怎么样？你看过第九型吗？」（他们）非常引导式。那真的很有帮助。而每次我想出（一个回应），「不，我其实非常认为我是第四型」，或（另一个想法），我们都会真的处理它。我感觉自己被倾听了。（他们也会探索，问）「嗯，你为什么那么认为？」并真正听我，然后指出「可还有这个（面向）看起来不太像第四型」……所以就是映照回来。我认为那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我被鼓励「嗯，试试第四型，做一阵子第四型；那样来认同自己，看看是什么感觉。」而那我很珍视。我听过别的老师就只是做播客什么的，比如对类型更具体一点。而我认为那——我认为那是不伦理的（856）。

莎莉的过程呼应了这种引导式探索的修习：「我们谈论它，我让他们尽可能自己去弄清，这里那里搭把手」（506）。霍莉明确地把治疗师的自我功课与「允许来访者自主」的能力联系起来，说：「我认为最大的部分是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和议程加在来访者身上，而是真正、真诚地尊重他们与自身类型的过程所处的境地」（1083）。治疗师对九型类型及相关倾向的自我知识，是与来访者合乎伦理地使用九型人格的一个关键面向。

这一立场与「投入成长」和「培育谦卑」相连。与「投入成长」的联系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讨论。当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的伦理使用时，他们的陈述往往同时包含「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与「培育谦卑」立场的要素。然而这两个立场代表着不同的活动组与治疗师焦点。在「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聚焦于实践的实际与伦理蕴涵之处，「培育谦卑」立场的焦点在于关系动力与对治疗关系的蕴涵。

培育谦卑（Cultivating Humility）。参与者使用许多不同的术语来谈这一立场。涌现出的主题是「培育谦卑」。其中一些术语与编码包括：与不确定共处（sitting with uncertainty）、以开放倾听、愿意暂缓判断，以及努力核查假设、欣赏复杂性、信任来访者的自我感知。参与者描述说，这些修习促成了与来访者更深的信任与关系，并把他们与来访者自主性及治疗师自我功课联系起来。

「好奇」是参与者用来描述其在这一立场中修习的一个常见词。凯瑟琳谈到回到好奇，以此扎根于谦卑与「不知」（not-knowing），说：「就只是好奇。你在提问，你并不告诉任何人他们是什么，你给他们很多空间去弄清」（236）。霍莉谈到区分她自己的好奇与被来访者的好奇所治疗性地引导：

我可能会想「哦，我觉得我对这个好奇。」但和来访者在一起时，就非常像是「好，你与那个共鸣是有原因的。我们就顺着那个走。」（239）

这些修习涉及能够从试图证明某个关于来访者九型类型的临床假设，转向一种暂定、轻轻持有（holding loosely）的修习。

若干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如何鼓励他们采取这种「培育谦卑」的立场。米歇尔把她自己的自我功课与这一立场联系起来，说：「我还在大量学习（九型人格）。我感觉它属于那种你学得越多、懂得越少的东西」（614）。凯瑟琳把她初识九型人格形容为「像从消防水管里喝水」，强调了学习该体系与学习自己的终身性质：

那也是我所喜欢的一点，是我的培训项目真正强调的——这些人中有些已经教它、学它、懂它三十五年了，他们还在学！他们还会回来说「我二十年前用的那个词我不喜欢了。我要改它。」它有一种流动性（516）。

这种流动性与治疗情境中的确定性格格不入。如丽贝卡所指出的：

对我自己来说，我正在学到的一点是：即便他们不接纳它，而我认为我知道他们的类型——也许我还定错了，有时我确实会。我在努力与（这个想法）工作：这个模式是一个模式。不一定是「我面前坐的是一个第一型」，而是「这是一个显现出来的模式」，有点像更具流动性——因为我不一定知道……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是他们的模式（312）。

艾莉森谈到她作为第二型的旅程，说她「学到的是我并不知道任何人需要什么。每个人的……旅程都是他们自己的，无论它看起来是什么样，都没有错」（538）。

「培育谦卑」立场还包括用九型人格来扩展对来访者的概念化。参与者描述说，他们用九型人格来帮助自己欣赏来访者与自身内部的复杂性、细微差别与矛盾，而非用该体系去划界、限制来访者的经验。艾米莉说，了解九型人格帮助她「在类型之中看见那个人」，那是一种扩展性而非化约性的视角。在一个正处理健康模型与医学模型之间张力的领域里，这是对九型人格尤其有力的一种使用。如霍莉所描述：

我非常相信——如果一个人投入九型人格，并附着于某个特定类型，那不管那是不是正确的类型，都不要紧。他们与那个共鸣是有原因的（344）……那是丰富而有效的治疗土壤，无论它是什么，都是有效的，无论它是什么（351）。

蒂芙尼（562）指出这种扩展性修习如何影响她与来访者的关系，并报告许多来访者能自在告诉她某次映照、解读或干预没有引起共鸣。丽贝卡把这种修习描述为「试着不去知道」（322），一种从确定性、从对更复杂的来访者经验的封闭中「后退一步」（352）。

在内接六边形上，「培育谦卑」立场之前是「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这两个立场最显著的共同要素，是以反化约的方式使用九型人格。参与者同意，用定型的过程为来访者行为制造借口或一维解释，是不伦理的，也会损害关系。与此直接相反的，是「培育谦卑」立场中呈现的扩展性与反化约主义。聚焦类型之中的那个人、允许定型的流动性、欣赏复杂性，这些活动共同促成一种谦卑实践的立场，使关系对来访者变得更可信、更有支持。内接六边形上的下一个立场是「调整临在」，它同样要求在治疗中保持灵活的意愿。

调整临在（Adjusting Presence）。参与者谈到，对自身九型类型与九型人格体系的了解，如何赋予他们更强的能力，把自己塑造成治疗师的角色。这一立场描述的是连接个人内在与人际的工作。这一立场中的活动要求治疗师具备能回应治疗师—来访者人际动力的自我觉察。它们包括：用九型人格来监测治疗师的移情反应（反移情），以及个人内在的监测，以留意那些表明我们被九型类型的模式所困、在自动反应而非有意图地回应的心理、情绪与生理线索。这一立场还包括九型人格如何增强治疗师对其临在及其对治疗关系之影响的认识，以及运用这种知识与觉察，选择最有效、最恰当的自我的版本来呈现给来访者。

当被问及与不同九型类型的来访者工作，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对自我呈现作微妙调整、以最贴合来访者呈现的过程。米歇尔说：「如果我对这个人可能是什么类型有了想法，那可能会改变我与他们相处的方式。比如我有多直接，或我有多委婉？或者（什么）问题，我可能会问他们」（103）。这种调整与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评估相连，且是灵活的。如米歇尔所说：「我确实得保持一个检视。比如，如果——我觉得我很擅长读人。所以如果我出来得太强势，我想我能捕捉到，然后慢下来」（661）。这种灵活与临场调整的主题在这一类别和其他几个类别中都出现过。

参与者讨论了借重其自我觉察与九型知识，在他们一天或生活中可能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有意地调整其治疗性临在。凯瑟琳说「了解我的能量往哪里去一直很有帮助」（689），接着描述她把自己九型类型的不同面向构想为可在不同情境中取用的资源：

当我真的处在某种固着的、社会型第二型的空间时，那就是一对一治疗对我真的很艰难的时候，因为把全部能量以平静的方式聚焦在一个身上真的很困难。我做治疗时大量取用我的次级的（性爱型）本能（675）。

凯瑟琳描述说，知道自己「之后能满足一些（自己的）社会需要在」，使她更能专注于一对一的治疗关系，并帮助她放松、从而更临在于单个来访者面前。

蒂芙尼描述了她治疗性临在从职业生涯之初到现在的变化，以及了解九型人格在这些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认为我的类型在起初影响了我——我会有点藏起我的紧张——我称它为一种紧张的表情……起初，我会戴上一副「能胜任」的面具，我认为那大概是第六型（模式）倾向第三型。所以我会把自己呈现得井井有条，我会放慢语速。我会努力成为我觉得更像典型「有能力的样子」。再说一次，就在过去十来年左右，我想要更真实，相信我的表达——它可能并不总是符合「能力」该有的样子，但我就只是想自由、自发，不再总是审查自己……所以我开始让自己更自然地表达，也许说得快一点……即便在我成为治疗师之前，但（尤其）作为治疗师，我觉得我应该看起来非常居中、踏实、说话慢。于是我就想「那么，如果我就让自己——如果我更自然地表达，会发生什么？」再说一遍，是同样的事——有些人，至少，他们能感觉到我，看看他们是否与我共鸣。而如果他们不与我的自然表达共鸣，那反正也不合适（499）。

其他参与者也承认，了解九型人格有助于评估治疗关系中的契合度，并使这一经验对治疗师与来访者双方都去个人化。

调整临在包括管理反移情。这种管理要求治疗师觉察自己的内在反应，并能辨识是什么促起了这些反应。米歇尔分享说她「对某些类型有某些反应」（179），而了解九型人格帮助她对此少了些自我评判，并辨识出她作为治疗师需要成长的领域，说「我真的很难应对第四型……部分问题是我总想给建议，我得停下。所以那是我纠结的一种动力」（447）。霍莉辨识出她调准于那些表明反移情的生理变化，说：「当我的固着真的被触发时，我有某些身体姿态、身体上做某些事情」（832）。总体而言，霍莉觉得九型人格为她照见了这些过程：

作为一个治疗师知道这一点对我太有力量了，因为我会想「哦，叮叮叮，自我保存型第四型的东西！」我可以通过那个透镜看它，知道我自己的东西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冒进治疗室。它感觉就像更多信息，像一张地图、一份指引，让我对自己和来访者有更好的洞察（817）。

作为认证九型人格教师的艾莉森分享说，在她的工作坊里，她把其中一些要素纳入训练。她描述说，在关于某个具体九型类型的讲授教学之后，群体会进行一场讨论，处理诸如「你认识有那个模式的人吗？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在那类人身边，你内心会发生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要帮他们打开那个，需要什么？」（472）的加工性问题。这些以及类似问题，对有兴趣留意不同九型类型模式之间关系动力、以及自己的九型类型如何可能被他人的类型所激活的治疗师，都很有用。

参与者谈到他们的九型类型如何塑造其在治疗中的焦点，以及这如何可能助益或阻碍咨询过程。莎莉承认作为第四型，她「直奔感受，马上」（668），而这对于那些寻求一种能容纳深层情绪强度的关系的来访者可能是受欢迎的。同样具有第四型模式的霍莉强调这种深度的潜在缺点，报告说她对那种深强度的容纳力对一些人「在情绪上非常有激活作用」，结果他们可能「远比我以为会被视为正常的速度更快地披露非常深、非常痛苦的东西」（770）。她补充说，这种觉察帮助她培养在评估以及向来访者所提问题上的意图性，尤其是对有危机的来访者。

「调整临在」立场包括管理反移情、保持对内在线索的觉察、培养调用不同技能与自我面向的方法，以及了解自己的九型类型如何影响其治疗工作与关系。这一立场的焦点是利用自我去创造一种最优的关系性临在。内接六边形上的下一个立场是「培育治疗技能」，它聚焦于治疗师对胜任力与技能的自我评估；把九型人格作为诊断工具有效使用；以及将九型人格与治疗师的理论取向相整合。

培育治疗技能（Cultivating Therapeutic Skills）。「调整临在」立场涵盖咨询师运用其自我觉察、在治疗角色中强调或弱化自我的某些面向所从事的活动，而「培育治疗技能」立场则描述治疗师为加深其在使用九型人格方面的学习所投入的过程。这一立场包括：治疗师对胜任力与技能的自我评估；把九型人格作为诊断工具有效使用；寻求督导或咨询，以及归属某个九型社群的所用；以及将九型人格与治疗师的理论取向相整合。

就治疗师对胜任力与技能的自我评估而言，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使他们得以通达的更多自我慈悲与客观性。该体系帮助他们把自己在治疗中的优势与挑战看作类型的禀赋与局限，而非个人的成就或缺陷。米歇尔分享说，在她作为第六型的经验里，她能把一个新手治疗师很容易会标为负担的东西——个人焦虑与侵入性思维的经验——重构为一件培养更深共情、增强帮助来访者能力的工具。如她所说：

那种东西不吓我……有那种经验对那些也许（此前）从未有过侵入性思维的人是有帮助的。我真的能为他们把它正常化，就像「是的，没关系。我不怕你告诉我的东西。」（415）

这种重构表明了九型人格如何能在治疗师内部培育自我慈悲与更大的客观性，并直接影响治疗师与来访者建立并维持关系的能力。同样地，莎莉报告说，她对自身第四型、以及向第二型运动的了解，帮助她管理「一段共依存的个人史」，而且她「不得不非常自觉地不拯救病人」并尊重自己的边界（778）。克里斯汀也谈到她对自己动态运动模式的觉察，说「（了解这种运动）帮助我觉察到我自己的红旗，比如，对我来说什么是红旗。然后我就能把同样的语言提供给来访者」（703）。参与者还谈到九型人格知识如何帮助他们在面对此前觉得困难的群体时建立信心。米歇尔披露她此前在一家康复机构工作，说「但那时我不懂九型人格，我不知道怎么接近第八型，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吓到了。」丽贝卡分享了类似的经验，说总体上她觉察到自己在把九型人格纳入其专业储备库上日益增长的信心与自在。

参与者讨论了他们在治疗实践中观察到自己九型类型运作的其他方式。米歇尔与蒂芙尼都是第六型，她们辨识出这一类型提问、收集大量信息的倾向在治疗中是一种优势。蒂芙尼还观察到：「我带入第六型的那种谦卑或怀疑的品质，但我带入的方式是『对于你来说什么是真的，你才是权威。』所以我只是在这里以这种方式一起探索」（522）。她进一步说，学会如何有效地运用这种第六型的好奇一直是个过程：

我学会了分辨这种好奇究竟是真的要帮某人打开某个东西、为某人打开某个东西，还是帮他们潜入某个东西更深。而有时，那种好奇式的能量其实并不是最恰当、或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东西。那时就更像是保持一个踏实的空间，或者更偏向于向下扎根（545）。

丽贝卡分享了一个与她第九型相关的挑战：

我认为我有个假设，以为别人像我一样思考，或像我一样整合东西——我可能真的会完全意识不到，我不知道，我呈现出的是否总如我以为的那样。因为它全都——我那种流动式的处理方式对我来说说得通。但那大概是还有得学的。比如我在想……我的来访者是否能告诉我「你把我说糊涂了，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的，所以利弊都有——我认为我那种跳跃式的说话方式、以及一切都能被综合、我能看到所有这些方面的那种方式——那很棒。嗯，但那样我肯定对很多人不合适。它太——太无形了（656）。

这些是个别例子，说明了每种九型类型在治疗角色中所能提供的特有禀赋与挑战，以及治疗师自我觉察在充分利用这些品质上的重要性。

丽贝卡强调了九型社群的重要性，描述「学习的三大支柱：自我探询与研究、老师，然后是同期班、社群」（1067），并说「有一个志同道合同侪的社群……那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和我自己的自我功课一样重要」（1058）。丽贝卡与米歇尔分享说，她们的九型培训项目——一个「具身体现传统」的一年制课程——常常充当同侪咨询或督导，而在社群中有这些连结，使转介与咨询的过程变得更自在。凯瑟琳受训于叙事传统，分享了类似的经验，以及这种群体学习环境的这一功能提升了她的临床胜任力，以及她合乎伦理地使用九型人格的信心（302）。蒂芙尼呼应这一想法，描述说与她同期的临床工作者会用九型透镜来做个案概念化与咨询。她还谈到边做边学的作用：「我在教的过程中学到更多。而这是共享的，因为有些很棒临床工作者会进来。所以它是那样成长起来的」（189）。克里斯汀是一家团体私人执业的业主，她有意把九型人格纳入督导与团体咨询，作为个案概念化的透镜并促发自我反思（508）。她说：「我非常有意地创造一个环境，让某人拥有成长、培养自我觉察与自身职业成长的能力」（948）。这种对学习社群的使用，有助于合乎伦理而有效地使用九型人格，也是一个探索把该工具与咨询师理论取向和方法相整合的地方。

由于九型人格目前不在咨询训练项目中教授，参与者都投入了把九型人格体系整合进其治疗理论取向的过程。参与者中存在一系列理论取向，包括超个人与心理-灵性咨询、认知行为治疗、完形、内在家庭系统或心灵内部工作、依恋、叙事与后现代取向、焦点解决治疗、系统理论或结构家庭理论、艺术治疗、创伤知情、接纳承诺疗法（ACT）、优势取向咨询，以及以人为中心取向。参与者在自身内部也在其学习社群中投入这一整合工作。所有参与者都把自己描述为在对待人和来访者的方法上折中而大体人本主义。若干受访者说九型人格运作得像一个「框架」，且是一种「始终在背景里」、为其工作提供信息的东西。参与者还分享了他们整合不同理论的具体方式。莎莉提供了一个把完形理论与九型人格相整合的例子：

（你能听见）某人卡在两个部分之间。而如果你真的仔细听，你几乎能挑出那个走向第一型的第七型，或是一个走向第二型的第四型，或随便什么。于是我们可以把那边那张空椅子当作第二型，你知道，然后……坐在这儿的那个部分是整合了的第四型，而我会说类似「好，那么现在我要你，从这个理解那边那个部分在经历什么的部分，来谈这个问题」，让他们交换（823）。

没有参与者对这一理论整合过程辨识出任何顾虑或挑战。他们也都提到自己的风格多年来不断演进，并预期会继续如此。凯瑟琳同时谈到这两点，承认九型人格与她后现代取向「非常契合」，且她在叙事传统中的训练与她对叙事疗法的使用很好地吻合，并欣赏其培训社群对持续探索的专注。

「培育治疗技能」立场描述了治疗师用九型人格为其咨询技能提供信息与反思、与九型学习社群连结、以及把九型框架与其理论取向和干预相整合的方式。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九型人格时，治疗师在收集有关来访者及来访者反应的信息。内接六边形上的下一个立场「监测与承托」，就聚焦于这一在咨询中透过九型透镜进行数据收集与评估的过程。

监测与承托（Monitoring and Holding）。「监测与承托」立场描述治疗师如何观察并追踪来访者的能量与反应。为这一立场提供信息的编码包括：承托张力；感受人；追踪能量；调准于具身体现；允许流动性；以及追踪什么引起共鸣。参与者谈到这一立场对给来访者定型的过程尤其有信息量，但即便在类型不明确时也有帮助。

治疗师在这一立场中的具体活动各异。艾莉森说她「总是观察能量」，蒂芙尼说她追踪「本质之品质的感受」（275），而凯瑟琳把它描述为「捕捉房间里的临在……（捕捉）语速、捕捉心不在焉，以及能量与注意力往哪里去」（345）。米歇尔提供了细节，说：

有时我光凭某人的举止、坐姿、走路的样子就能判断，你知道——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明显。但有时有些人，光凭他们站立的方式，就明显是他们那个类型。或只是我和他们在房间里感受到的能量，你知道——我对某些类型有某些反应。而我认为那只是帮我更快地捕捉到他们的类型（179）。

参与者提到留意节奏、心不在焉、来访者的动作与姿态、不同话题的共鸣，以及能量。蒂芙尼把追踪能量品质描述为「留意神经系统以某种方式驱动身体时的细微差别，但然后它也像是某种你学会去感知的、也许超越物质的东西。它像一种感知」（610）。许多参与者受训于「具身体现传统」，该传统强调这一角色以及对不同九型类型能量品质的调准。然而即便受训于其他传统的人，也强调九型人格的能量与躯体面向可以多么有帮助。

这一立场中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提问、收集可能照亮来访者类型的信息。这里的焦点不在于得到对某问题的最清晰答案，而在于让问题成为一扇门，为来访者打开新的途径。如果他们的回应也恰好为我们的类型假设增添了支持性数据，那是额外收获，而非本意。这一方法要求治疗师承托并管理「邀请」与「对峙」之间相互竞争的张力。霍莉提供了一个例子：

我也非常调准于「这个人准备好接受什么了？」是的。这类挑战，即便他们告诉我他们可以接受，我也可能捕捉到别的东西。比如，我做了一个很小的挑战，而（他们）变得非常防御。而这太脆弱了。我们需要在这个更小层级的脆弱性上先多一点舒适，即便（他们）在要求那个更大的层级（697）。

这里的焦点在于治疗师对创造并承托一个允许探索与好奇的空间的觉察，以及尊重我们从来访者那里接收到的一切沟通，而不只是他们的言语陈述。凯瑟琳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注意与承托。她说：

有时你就只是接收到某个东西，然后你就把它放到一边。你只是在脑子里给它找个小位置，把它放那儿，因为还不是你把它映照回他们的时候。但你需要承托它，它是信息（525）。

从这个聚焦于收集知识与承托空间的立场，治疗师转到下一个立场「投入成长」。

投入成长（Engaging With Growth）。我们对内接六边形的巡览以「投入成长」立场作结。这一立场涵盖治疗师把九型人格与来访者目标相整合、朝向成长定向，以及提出假设与作试验的活动。这是一个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协作与共同努力的立场。治疗师活动的焦点在于鼓励协作、创造力，以及对治疗过程的主动投入。

记住在「培育治疗技能」立场中讨论过的、参与者理论取向上共有的人本主义要素，所有参与者都辨识出九型人格提供了一条通往更大自我理解的路径。参与者在与灵性信念及实践的整合上存在差异；少数人表示他们只在世俗脉络中使用九型人格，另一些人则谈到把九型人格与「有灵性但不宗教」的取向相整合，以及这种整合可能涉及的挑战。

即便作为一件世俗工具，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如何运作以「打开那扇门」，通向「一条通往他们自身解放或自由的道路」（Michelle, 544）。若干参与者谈到九型人格的灵性根源，以及他们如何理解在咨询过程中用它来服务于灵性成长。他们描述了自己如何把其中一些灵性观念翻译成非灵性语言，以给那些对灵性反感或不共鸣的来访者。莎莉谈到这种翻译：

而且它不必用灵性术语。你知道，它真的不必。它关乎思考、感受与行动。你知道，如果人们没有任何灵性倾向，也许（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或随便什么，那它就只是一件认知行为工具，好吗？而如果他们有灵性、更偏东方……我们就能把它应用到整套业力的事情上。如果他们是基督徒——我做了三十九年基督徒，我曾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我曾满腔热忱。直到我不再是。所以我当然能说那种语言（614）。

霍莉描述这种翻译时较少聚焦于具体语言，而更聚焦于过程：

帮助我的来访者调准于「对他们来说，与道相合究竟是什么感觉、居中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有些来访者用九型人格（作为）靠近上帝（的方式）。而那就是他们用的词。在那里，我们以很大的方式把它纳入治疗，（探索他们如何）用九型人格作为一种帮助提升其灵性容量或帮助提升其扎根感的方式。在我看来，其中灵性的部分对我感觉是一种厚重的自我尊重，一种厚重的照顾自己、爱自己的能力，以及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那增大了的光（512）。

另一些参与者，如艾莉森，明确地把九型人格理解为「一件灵性觉醒的工具」（298）。蒂芙尼同样说「它不只是一件心理工具；它也是一件心理-灵性工具」（477）。在展开「心理-灵性治疗」这一观念时，蒂芙尼把它描述为包括传统的谈话治疗，以及「你超越你的心理学与人生故事之外是什么」（698）。参与者辨识出，把九型人格与灵性这样整合可能颇具挑战。有一人报告说她曾与一些来访者工作，他们对宗教的相对僵化使得把九型人格整合进其治疗工作成为不可能；她还表达了对九型人格成长路径可能被用来指责或羞辱来访者、或在来访者系统内部被如此使用的顾虑。所有参与者都报告说，无论其对灵性的个人理解如何，他们在会谈中都让位于来访者的偏好与信念。这种让位与「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和「安静评估」立场一致，而这两个立场是与「投入成长」立场相连的点。

无论参与者是从世俗还是灵性基础出发，他们全都讨论了用九型人格与来访者所渴望的目标与成长相连接。如凯瑟琳所说：「即便对我那些就是不太买账的来访者，我们也仍然做很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我仍然以真正重要的方式把它纳入进来」（530）。艾莉森报告说「（九型人格）给了我清晰的方向与深刻的理解」，关于如何在治疗中提供实际的帮助与方向，即便来访者对该体系不感兴趣。霍莉同意，说：

所以我可能会开始对一个人的类型有点想法。而不管我是对是错都不要紧，因为治疗的部分感觉非常相似。我仍然调准于他们的情绪，仍然在映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跟随他们，但我——它更像是好奇……我开始形成我的临床问题，围绕那个模式去探查（305）。

这种好奇与探查，是这一立场上所有参与者共同的主题。他们谈到用九型人格作为提出关于来访者症状或挑战之假设的基础，作为鼓励对来访者经验某一方面作更深探索的聚焦透镜，以及帮助来访者围绕其行为与反应创造更多有意识的选择。艾莉森说：

一旦你知道（来访者的九型类型）是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帮这个人看到如何穿过它。他们做不做是另一回事，但你知道，你可以支持他们、为他们承托空间，帮他们知道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什么，以及解开那个结时可能有哪些恐惧。

「投入成长」立场把好奇与「用九型人格朝向来访者成长定向并把它与来访者目标相整合」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沿内接六边形从「合乎伦理地使用」走到「投入成长」，但模型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可以从任何一处开始。那些连结的连线在那里，代表着这些立场的相互关联，以及治疗师在它们之间的往返穿梭。每个立场都有单一的焦点——一组塑造它的活动或修习——但治疗师在一次治疗中可能投入所有立场。有些立场对咨询师可能更容易，有些更难，取决于其执业与九型人格的经验水平。我们在任何立场上的投入，也会受我们在个人或职业境况上的变化、心境或情感的转变、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我们社群或世界中外部事件的影响。这些影响被捕捉在模型的「动态性」要素中，下文将讨论。

三个三元弧

咨询九型人格中再现的九种立场，可归入三个三元弧，称为「治疗师其人」「滋养好奇」与「面向来访者的实践」。每个弧包含三个立场，反映该弧主题的不同面向。这些弧与九型人格中的智慧中心松散对应，但并非意在成为这些中心的对等物。智慧中心——身体、心、头脑——是我们过滤人类经验的一个透镜（Heuertz, 2017; Palmer, 1988）；了解并觉察我们的主导中心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可以阐明我们的自我理解。咨询九型人格的三个三元弧简述如下。

治疗师其人。「治疗师其人」三元弧位于图的顶部，包括点九的「修习自我」、点八的「培育治疗技能」，以及点一的「合乎伦理地使用」。这一三元组涵盖治疗师用九型人格作为自身个人成长工具、以及用其为自身理解来访者、理解与来访者系统工作的恰当方式提供信息的各种途径。「治疗师其人」是数据分析过程中很早涌现的一个编码、随后成为一个类别，但随着数据收集与分析推进，逐渐清楚的是：归于该主题之下的各种活动太过多样——数量也太多——以至于该类别无法在模型中被视为单一的立场。随着我与数据的互动加深、咨询九型人格涌现，治疗师其人这一类别分化为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被精炼并重新命名。我暂时让「治疗师其人」这个标签搁置下来。然而，一旦九个立场被清晰地辨识并安排在咨询九型人格上，我就能看到点九、点八与点一上的三个立场都代表着这一主题的不同面向。在点九，「修习自我」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我们在增进自我觉察与用这一知识塑造行为之间转换。在点八，我们发展并评估治疗技能的部署。在点一，我们驾驭伦理实践，考虑我们自己的知识、训练与胜任力水平，以及来访者方面的适用性、恰当性与兴趣。在这三个立场中，自我觉察、自我反思与自我评估都很重要；区分它们之中诸活动的，是我们焦点的安置。在「修习自我」中，我们的焦点是加深对自己人格与九型类型的觉察与知识。在「培育治疗技能」中，我们把焦点转向自己的专业技能，考虑我们的九型类型如何影响我们的学习过程与技能部署。在「合乎伦理地使用」立场中，焦点是确保我们的胜任力并遵守伦理准则。

滋养好奇。「滋养好奇」三元弧由图左下角的三个点与立场构成。这一弧中的立场是点六的「安静评估」、点七的「投入成长」与点五的「监测与承托」。这些立场是为临床方向与决定提供信息的活动，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这些决定透明地分享给来访者。「好奇」是一个早期的编码，参与者在整个访谈中广泛地谈到九型人格如何为他们对自身与来访者的好奇提供信息。与「治疗师其人」三元组相似，这个编码在数据中无处不在，以至于不可能把它局限在模型中的单一立场。当诸立场涌现时，我得以看到这三个立场都聚焦于好奇的不同面向，以及治疗师如何在其实践中用好奇与九型人格相处。

参与者谈到评估、把注意到的信息归整为对准备程度、健康与开放性的连贯评估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用这些信息为治疗的目标与方向提供信息。在「安静评估」立场中，治疗师的好奇聚焦于数据收集：评估来访者的健康、接受度、发展水平、任何治疗或投入治疗过程的障碍，以及对九型人格的开放性。在「投入成长」立场中，好奇为治疗师如何用其对来访者类型的知识去假设恰当纳入灵性的方式、并与来访者目标相连提供信息。在「监测与承托」立场中，好奇是治疗师慈悲地追踪来访者能量呈现、并承托潜在冲突信息而不对来访者作出单一诊断或信念承诺的工具。

面向来访者的实践。这个三元弧由图右下角的三个点与立场构成。所包括的立场是点三的「使用九型概念」、点二的「调整临在」与点四的「培育谦卑」。这些立场处理治疗师如何与来访者作关系性互动，以及他们在个人内在与人际上做什么来创造关系、建立信任，并向来访者引入九型概念和/或语言。

「面向来访者的实践」这一主题在数据中出现得比另外两个三元主题稍晚，但模型早期的一轮迭代曾把「面向来访者的干预」辨认为一个主要类别。与另外两个三元组一样，把九个立场组织到九型人格结构上，有助于厘清这一弧。点三、点二与点四上的立场都处理与来访者直接互动的面向。在「使用九型概念」立场中，焦点是主动改编九型人格体系以最贴合来访者境况。在「调整临在」立场中，治疗师聚焦于塑造其呈现以管理反移情、并最调准于来访者。在「培育谦卑」立场中，焦点是暂缓判断与假设、建立信任，并欣赏来访者的自我感知与复杂性。这一三元组中的三个立场都受「为治疗关系而改编治疗师行为」这一观念的影响。

动态性

从第一次访谈起，参与者工作的某些面向就让他们难以像讨论其他过程时那样，以同样清晰而具体的程度加以表述。在众多话题中，参与者谈到感知并回应能量、调准于来访者行为的微妙变化、以及用直觉引导其临床判断，并广泛接纳他们并不一定需要仔细审视这些过程以揭示或理解其内在机制。即便在访谈中作了相当多的探查、在研究过程中作了大量分析，参与者使用九型人格之经验仍有一种无法塞进一个边缘清晰之类别里的品质。我没有试图削减数据以使其契合，而是让它保持原样，同时继续理解并描述九个立场、然后是三个三元弧。一旦咨询九型人格成形，就更清楚了：这些过程正是我所称的「动态性」——那嵌入九型人格符号几何结构之中、也嵌入九个立场之中的流动而赋予生机的力量。

葛吉夫的立场是：

九型人格是永恒的运动……九型人格是永恒运动——即一台永恒运动的机器——的示意图……为了理解九型人格，必须把它想成处于运动中、在移动。一个静止的九型人格是一个死的符号；活的符号在运动（见 Ouspensky, 1949, p. 294）。

那嵌入并含于九型人格之中的「活的」性质，与人类经验平行。如卡尔·罗杰斯所写：「一个人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而静止的实体；是一条变化的流动之河，而非一块固态物质；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潜能星座，而非固定的一堆特质」（Rogers, 1995, p. 122）。九型人格从它适应、运动的能力中汲取一部分力量，因为这使它得以映照并描述人类经验的流动性。九型人格与咨询九型人格都顾及这种流动性；确实，没有它，它们很容易变得化约并失去相关性。我的研究合作者把动态性描述为九型人格的原生质——在细胞生物学中，那是把细胞维系在一起、并负责该细胞中所有生命过程的物质。它是使该结构保持有意义形状的黏性流体的术语，是生物生命的一个基本单位（Biology Online, n.d.）。这是一个贴切的隐喻，因为动态性指的就是使九型人格保持运动的能量。九型人格已在其结构与过程再现中顾及了运动，那为什么还要把动态性辨认为一个单独的成分？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目标之一就是阐明隐默之物（Charmaz & Thornberg, 2020）。与其让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的那些无形过程继续神秘，不如把动态性辨认为一个成分，这对方法论、对模型都很重要。

这一成分描述与人及九型人格工作时那些无形的面向。为这一主题提供信息的一些编码类别是：对关系动力的觉察；培养敏感度；用九型人格通达自我的不同面向；调准于连结体验中的变化；以及对九型类型在治疗师与来访者双方其临在、呈现、心不在焉与反应方面之影响的觉察。动态性在图中由外圈、以及三角形与六边形的内部连线来再现。在一张静态的图中，至关重要的是记住：那两维的连线代表着能量穿过这些形状的运动；九型人格在其所有变体中都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地图。各个点上的活动没有一个是真正孤立的。每个点都由它在外圈上的邻居（侧翼）以及通过内部连线与其他所有点相关联。九型人格噼啪作响地涌动着能量与运动。这一品质使它更引人入胜、更相关，也更难以把握。如一位参与者所观察到的，「治疗中的一切都是难以测量的」（Michelle, 317）。尽管如此，我将包括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动态性如何为参与者、以及在模型中运作。

参与者从他们与来访者的互动、以及各自九型类型在这些互动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来谈动态性的要素。作为第六型的蒂芙尼说，与第一型工作可能很难：「对我来说稍微更具挑战，因为感觉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想要修正我的劲头」（641）。作为第九型的丽贝卡说：

认知型的人跟我相处更难。是的。而这就是我认为第九型有帮助的地方，（知道）我的类型——因为当我变得清醒，（我就能）帮他们进入身体。所以我工作时间很偏躯体，而第六型、第七型和第五型真的不喜欢那个。但他们真的从中受益！所以一旦我能建立一个关系，如果我能灌输足够的信任、并像有些我那种医院式的背景那样先带个头，那么它就会没事的。（676）

丽贝卡的例子说明九型人格如何为治疗师理解与来访者的互动提供信息，以及它如何能增强治疗师的自我觉察与实践。同样地，克里斯汀谈到被不同九型类型的品质所挑战，说：

我认为与第一型、第八型和第七型的部分很大程度关乎节奏、能量与控制。所有节奏快、反应时间非常快的类型。而我不总是那样。我反应时间不快，我不机敏，不明嘴利，节奏不快。所以当我快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一个情境，知道在那个情境里该戴哪顶帽子。但它不是发自内心。它非常模式化。所以那些人把我推回我的类型结构，把我推回一个位置——我感觉我该说不是他们这么做的，但他们促起了那个——在那里我感觉我必须回到「好，我的决策树是什么？我该怎么运作？」而不是从我的本质出发运作（573）。

这些参与者描述了管理对不同类型的来访者的个人反应性的挑战。另一些人谈到九型类型能增强连结感或关系的方式。

蒂芙尼提到，与第八型工作时，她「带出」其第六型的反恐惧要素，以迎向来访者的能量。克里斯汀谈到与其他第三型工作的个人回报感，以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依赖于其努力时出现的那个认出的时刻。霍莉谈到一种难以归入某类的、与其来访者的连结要素：

有一种连结会发生，我甚至不会称之为关系，它感觉，感觉深得多。它就像，像幸存者认出幸存者。而这会在许多不同（情境）中发生（721）……而即便他们不知道（我们共享类似的经历），我也会与我的来访者感觉到一种连结，因为它几乎——作为一个咨询师，在我自己心里，我会想「我真的懂。就像，我真的懂这个。」而它会体现在我的能量里、在发生的情感调准里。那里有某种东西——我甚至不知道确切该叫它什么。而它也能与九型人格一起发生，尤其如果我在与一个和我同类型的人工作。我会想「对，就像，我真的懂这个。」（728）

克里斯汀也谈到如何管理这些与来访者深度共鸣的体验：

我的个人经历确实让我相当有慈悲，也不会在会谈中替某人说话。所以我有时会有那种冲动，想「哦，我也经历过那个。我，你知道，我能与你相连。我想告诉你。」但接着我另一部分又会想「他们不需要知道你经历过那个。他们只需要你内心正感受到的东西。他们只需要那个被带进这个空间，这样你们俩才能一起有一个时刻」（549）。

参与者还谈到他们内在境况的变化如何能影响治疗体验。这一过程也许与「调整临在」立场、以及「培育治疗技能」立场关系最密切，但它存在于模型所辨识的所有立场中。如凯瑟琳所说：「我认为九型人格在这方面是个伟大的平衡器。我们都有自己的东西。我们都把自己透镜、自己背景、自己的人格与动机带到桌面上」（489）。参与者谈到他们如何体验自身九型类型的动态运动，以及它如何在其治疗实践中显现。霍莉分享说，虽然辨识自己的运动（作为第四型，走向点一与点二）可能很难，但她常常在它们发生之后注意到这些转变。她还说，她「与第二型的运动一直较难辨识。我想是因为我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以第二型作为我的压力点生活着，那对我来说一直很难认出——它绝对是阴影的东西。」（950）这个例子说明了治疗师自我觉察与发展，与其作为咨询师发挥时管理自己人格或「阴影的东西」的能力之间的联系。

所有参与者都谈到与九型人格工作的演进性质，承认它影响其个人与职业自我的方式。他们中许多人还提到，他们对九型人格体系的理解如何随时间转变与扩展。克里斯汀的团体执业包括教练，她分享说他们发展出了关于动态运动的新语言，使他们从「整合／解离」的二元转向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理解人们如何使用其最近点上的能量与策略。一位参与者分享说，在她与九型人格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她对该体系与对自身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加深。与这一体系工作的这个面向，反映了第 2 章中讨论过的九型人格的历史与持续演进。

小结

本章回顾了数据收集与分析程序、验证程序、参与者概况，并深入描述了咨询九型人格模型。咨询九型人格模型包括十个成分：九个立场（组织为三个三元弧）与「动态性」要素。模型的每一成分都以参与者引语作支持来呈现。在第 5 章中，我将讨论本研究的局限与蕴涵。

5　讨论

引言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模型，用以描述心理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经验、理解与过程。本章将回顾研究目的与方法，总结研究发现，把研究发现与既有文献相比较，并讨论对本研究结果之蕴涵、局限与界限的观察。

研究目的与方法回顾

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模型，描述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在九型人格的定量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之处（见 Hook et al., 2021; Sutton et al., 2015 综述），关于治疗师如何在咨询中使用九型人格的质性研究却很少。虽然已有研究探讨过九型人格在组织、灵性与商业中的应用，但聚焦临床与咨询实践使用的研究有限（Daniels et al., 2018; Hook et al., 2021）。此外，随着越来越多咨询师将九型人格纳入实践，我们需要关于该工具如何使用的信息，以评估其有效性，并指导其合乎伦理而恰当的运用。

本项目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Charmaz, 2014）。研究问题聚焦于对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经验、理解与过程的描述。为收集丰富而深厚的数据，我从九名执照咨询师处收集数据，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把九型人格纳入其实践。数据来源包括访谈、与研究团队成员的会话、以及备忘录。数据分析采用初始编码与聚焦编码的迭代过程，并使用持续比较。通过成员反思、研究团队、厚描等策略，以及研究者对主观性的持续审视，确保了研究的可信赖性。

研究发现小结

咨询九型人格模型描述了对治疗师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而言至关重要的十个成分。九个立场构成了内部三角形与内接六边形上的诸点，嵌入在动态性赋予生机的流动之中。在与九型人格的几何结构相契合的过程中，这些立场自然组织为三个三元弧。运用该模型的治疗师可以在任何一个立场上投入，并在其中往返穿梭。下文简要总结诸立场与三元弧，随后讨论它们与既有文献的关系。

模型小结。咨询九型人格包括十种成分。九个立场为：

• 修习自我（Practicing Self）；
• 安静评估（Quiet Assessment）；
• 使用九型概念（Using Enneagram Concepts，亦称引入九型概念）；
• 合乎伦理地使用（Using Ethically）；
• 培育谦卑（Cultivating Humility）；
• 调整临在（Adjusting Presence）；
• 培育治疗技能（Cultivating Therapeutic Skills，亦称部署治疗师技能）；
• 监测与承托（Monitoring and Holding）；
• 投入成长（Engaging With Growth）。

第九个成分——动态性——嵌入于模型之中，并存在于每个立场之内。

三个三元弧。诸立场自然组织为三个三元弧：治疗师其人、滋养好奇、面向来访者的实践。

治疗师其人由修习自我、培育治疗技能与合乎伦理地使用构成。这些立场聚焦于治疗师自身的发展，以及其个人经验与技能如何塑造治疗关系。

滋养好奇由安静评估、投入成长与监测与承托构成。这些立场聚焦于收集、承托并筛选有助于治疗师为治疗方向与目标提供信息的信息。

面向来访者的实践由使用九型概念、调整临在与培育谦卑构成。这些立场考察治疗师如何与来访者互动、建立关系，并向其引入九型概念与语言。

动态性。动态性是嵌入九型人格符号几何结构之中、也嵌入每个立场之中的激活且赋予生机的力量。它描述了与九型人格工作相关的那些无形过程，包括调准于能量与关系动力、监测自身与来访者的内在变化、以及辨识九型人格在治疗情境中持续不断的运动。

与既有文献的比较

本研究的结果在各处直接借鉴并契合既有研究。九型人格体系及其符号是核心结构。九型人格的符号通常与葛吉夫（Gurdjieff）相联系，他把该符号作为其教诲的一部分加以使用（Ouspensky, 1949）。此后，学者们把九型类型系统与九型人格符号联系起来，以描述九种人格类型、其相互联系（连线）与流动（侧翼）。在九型人格文献中，这些联系被描述为动态运动，与九种核心固着（fixations）、神圣观念（holy ideas）、激情（passions）及美德（virtues）相联系（Riso & Hudson, 1999）。下文讨论其相似之处。更多关于整个体系的描述，见第 2 章。

本质、神圣观念与固着。本研究的结果与「本质」（essence）、其被固着所遮蔽，以及作为固着之解药的神圣观念这一九型人格理论相契合（Almaas, 1998a; Maitri, 2000; Riso & Hudson, 1999）。固着指的是九种人格类型各自的习惯性思想模式，而神圣观念指的是当固着被放下时可通达的深层真相。参与者描述了对「本质」的体验——那种最常见于他们自己类型的神圣观念的品质或灵性状态（图 5-1、5-2）。参与者所描述的本质的九种品质为：第九型（和谐）、第六型（真理）、第三型（价值/值得感）、第一型（正直/完整性）、第四型（深度）、第二型（爱）、第八型（力量）、第五型（发现）、第七型（自由）。特别是霍莉描述从其固着中被释放的体验，与「本质」概念直接相符。丽贝卡关于「日后不可能再不知道」的说法，与神圣观念一旦被觉知、固着便无法完全复原的观念相呼应。

激情与美德。九型人格文献中描述的九种激情（passions）与九种美德（virtues），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契合（Riso & Hudson, 1999）。激情是各九型类型的情感固着或「重心」，而美德则是放下该情感固着时所体验到的、与该类型相应的天赋或品质。参与者谈到发现并转化其激情、并朝向相应美德的过程（图 5-3、5-4）。

霍尼耶夫分组。九型人格文献中的霍尼耶夫分组（Hornevian Groups）描述三种社会风格：顺从型（Compliants，第 1、2、6 型）、退缩型（Withdrawns，第 4、5、9 型）与进取型（Assertives，第 3、7、8 型）。这些分组反映了各类型满足其需要的不同方式——顺从型朝向他人、退缩型远离他人、进取型对抗他人。本研究的发现与此契合：参与者描述其类型如何影响其作为治疗师的互动风格。例如，第二型参与者谈到其给予与关怀的倾向，第九型参与者谈到其退缩与融合的倾向，第三型参与者谈到其效率导向与形象意识。

和谐三元组。和谐三元组（Harmony Triads）描述人们处理内在冲突与寻求平衡的三种方式：关系主义者（Relationists，第 2、5、8 型）、务实主义者（Pragmatists，第 3、6、9 型）与理想主义者（Idealists，第 1、4、7 型）。这些分组与本研究发现的三个三元弧相呼应（虽然并不等同）。参与者的三元弧描述治疗师实践与关系功能的不同面向，与和谐三元组对人际与内在和谐之取向的强调相契合。

主导情感组。主导情感组（Dominant Affect Groups）描述各类型处理其核心情感主题的方式：拒绝组（Rejection，第 2、5、8 型）、依恋组（Attachment，第 3、6、9 型）与挫折组（Frustration，第 1、4、7 型）。参与者对自己情感固着与反应模式的描述，与此框架相契合。例如，第六型参与者谈到其焦虑与疑问，第四型参与者谈到其忧郁与对深度的追求。

总之，本研究的发现与九型人格既有文献广泛契合，尤其在其核心结构（固着、神圣观念、激情、美德）、社会风格分组与情感主题分组上。咨询九型人格模型把这些既有概念延伸到临床实践领域，描述治疗师把这些结构用于与来访者工作的具体过程。

蕴涵

本研究对咨询实践、咨询师教育、督导与研究有若干蕴涵。

对咨询实践而言，咨询九型人格模型为有兴趣在临床工作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治疗师提供了一份路线图。它辨识出治疗师投入的九个不同立场，以及这些立场如何组织为三个三元弧。了解这些立场，可以帮助治疗师更有意图地决定何时、如何以及为何把九型人格纳入治疗。该模型还强调了自身九型类型修养、伦理实践与培育谦卑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合乎伦理而有效地使用该工具的核心。

对咨询师教育而言，本研究提示，有意把九型人格纳入实践的训练项目，应考虑治疗师胜任力、自我功课与伦理等要素。参与者强调在把九型人格用于来访者之前先用于自身的价值。训练项目可以从把九型人格整合进自我觉察与专业发展课程中受益。

对督导而言，本研究提示，熟悉九型人格的督导可以帮助受督者借由九型透镜来检视其反移情、临在与风格调整。参与者描述了在督导与该体系工作中的价值。

对研究而言，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模型的起点，供进一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该模型在不同人群与文化中的适用性，检验治疗师与来访者双方对九型相关干预经验的差异，并探索九型人格在临床情境中的有效性。

局限与界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与界限。

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是有目的、同质的。九名参与者全部自认女性、为非西语裔白人/欧洲裔美国人，且持有心理健康领域的执照。样本的规模与同质性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可迁移性。未来的研究应纳入更多样化的性别、种族、族裔与文化背景的参与者。

其次，治疗师视角是唯一的视角。本研究聚焦于治疗师使用九型人格的经验。既有研究一致表明，咨询师与来访者对同一次会谈或干预的经验之间存在差异（Bryan et al., 2004; Norcross, 2010）。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不能替代来访者的视角。此外，参与者对该工具的热情可能限制了他们批判性评估其有用性或对来访者之影响的能力。

第三，研究者的主观性是本研究的一处局限，虽经多种策略加以处理，仍是局限之一。我既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所承认的主观性的研究者，也是本研究主题的一位投入实践者。我借助研究合作者、备忘录撰写与持续反思来管理这一主观性，但影响始终存在。

第四，本研究的结果是描述性的、涌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产生的理论是被建构的，应视为起点，而非「最佳实践」的客观描述。

个人反思

九型人格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转化工具，我很感激委员会支持我进行关于把它整合进心理治疗的研究。研究过程有时令人生畏，但参与者们的慷慨与热情是驱使我一直走下去的动力。

我用备忘录撰写过程来处理我对访谈的反应——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人际互动上。在不止几次访谈结束时，我写下了被参与者所分享的知识深度、慈悲与智慧所打动的感受。我确实也有过一些困惑或挫败的时刻，尤其当我觉得一次访谈缺少连结或深度时；备忘录与和研究合作者的过程会话，是探索并反思这些反应、并确保我没有把个人挫败当作忽略或缩减数据的借口的有效场所。当我感到批判或挫败时——无论是对一次访谈、对数据分析过程，还是对自己——我格外留意自己的过程，因为对第一型来说，这些感受可能预示僵化或封闭，两者都是可信研究的威胁。在与九型人格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发展出了一些穿行这些反应的工具：我写作、我散步、我把它说清楚，然后我重新审视挫败的起因。这些工具在本研究项目中帮了我大忙，保护了我对参与者与数据的投入，并确保了可信的过程。

我也意识到自己作为临床执业者的偏见，并尽力对可能过早认同或拒斥那些与我自己的九型用法相符或不符的数据保持警觉。在这里，我的研究合作者功不可没——她对九型治疗该是什么样子、或可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她对与治疗实践相关之假设的反复追问，帮助我把自己的内嵌信念与参与者的信念分开，并厘清了九型人格为其临床实践所添加的具体要素。在大部分访谈中，我都被参与者带到其九型用法中的那种深思与清晰深深打动。也有让我失望的访谈，或是对自己作为访谈者的技能失望，或是对受访者失望——我尽力对这些互动中数据的相对价值保持中立；也就是说，既不过高评价那些我与之更投合的被访者的数据，也不贬低那些我与之不太投合的被访者的数据。这里，研究合作者的使用与备忘录撰写过程又一次派上用场。写下我的反应，对我来说是使自己判断失效的有效工具；而合作者以中立立场审阅转录稿、与数据互动，对我个人的反应或感受一无所知。我们的过程会话与我的写作实践，都促成了本过程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本模型中的九个立场，并不完全重叠于九型人格所描述的九种人格类型。我关于九型类型与九型人格能量运动的知识，显然在我绘制本模型时在场；然而我并未为了让这些立场反映在图上共享同一位置的九型类型而改动它们。我的知识与直觉确实让我感到存在有趣而值得探索的平行之处，但这是另一个项目、另一个时间的探索领域。

在我博士学习期间，不止一次听到：到论文完成时，我就会对自己的课题感到厌倦。我欣慰而高兴地说，这并没有发生。我今天对九型人格的迷恋一如既往，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对它如何能对咨询师与来访者有用的思考，既变得更具创造性，也变得更为严谨。我的参与者围绕着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洞见与创新，教会我新的观念、技术与干预以便实践。例子包括蒂芙尼关于本质的工作、以及克里斯汀对能量运动的概念化。作为研究者，我感兴趣于把这些干预奠基于证据；作为临床工作者，我则兴奋于尝试把它们纳入我的工作。

结语

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一个关于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的模型。运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一个咨询九型人格模型涌现出来；该模型描述了治疗师在咨询中投入九型人格的十个成分。它与九型人格的既有研究相契合，并为有兴趣以九型人格实践的咨询师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方向。

附录 A　参与者招募邮件

亲爱的 ____：

我叫 Laurel Nesbit，是佛罗里达大学咨询与咨询师教育专业的博士候选人。诚邀您参与我所主持的一项博士论文研究，题为《九型人格在心理治疗中的使用：一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本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九型人格如何被使用、以及可以如何被用于心理治疗。

我正在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参与者：

· 持有咨询相关领域（咨询、心理学或社会工作）的执业执照；
· 执业至少一年，最好三年以上；
· 接受过一定的九型人格训练；
· 将九型人格纳入其实践。

参与流程包括：完成一份简短的资格筛选、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及通过 Zoom 参加一次访谈。访谈约需 60–90 分钟。视具体情况可能安排一次随访访谈。

参与完全自愿，您可以随时退出研究。本研究已获佛罗里达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IRB #202101667）。

您可通过填写此筛选问卷表明参与意愿：https://bit.ly/enneagramscreening ，或直接联系我。电邮 lnesbit@ufl.edu，电话 352-262-2052。

致以诚挚谢意，
Laurel

Laurel Nesbit, M.Ed., Ed.S.
持照心理健康咨询师（MH 15828）
EDF 3110 讲师 | 人类成长与发展
博士候选人 | 咨询师教育
教育学院 | 佛罗里达大学
lnesbit@ufl.edu
人称代词：she/her

随访邮件

亲爱的 ____：

感谢您参与我所主持的、题为《九型人格在心理治疗中的使用：一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的研究。

我写信是邀请您参加一次随访访谈。随访访谈将通过符合《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IPAA）要求的 Zoom 进行并录音，时长不超过 45–60 分钟。

参与完全自愿，您可以随时退出研究。本研究已获佛罗里达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IRB #202101667）。

请通过回复本邮件与我联系。电邮 lnesbit@ufl.edu，电话 352-262-2052。

谢谢，
Laurel

Laurel Nesbit, M.Ed., Ed.S.
持照心理健康咨询师（MH 15828）
EDF 3110 讲师 | 人类成长与发展
博士候选人 | 咨询师教育
教育学院 | 佛罗里达大学
lnesbit@ufl.edu
人称代词：she/her

附录 B　筛选问卷

星号（*）表示必答问题。

*姓名：[文本框输入]
人称代词：[文本框输入]
*电子邮箱：[文本框输入]
*电话号码：[文本框输入]
*执照：[文本框输入]
*执业地点：[文本框输入]
*执业年限：[文本框输入]

性别认同［单选按钮］
● 男性
● 女性
● 跨性别
● 非二元／性别多元
● 其他——请说明 [文本框输入]

种族认同［单选按钮］
● 白人／欧洲裔美国人
● 黑人／非洲裔美国人
● 亚裔
● 太平洋岛民
● 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
● 多种族
● 其他——请说明 [文本框输入]

族裔［单选按钮］
● 西班牙裔
● 非西班牙裔

*您研习或实践九型人格已有多久？[文本框输入]

*您是否接受过任何正式的九型人格训练（例如参加工作坊、讲座、座谈系列等）？
［单选按钮］是／否
若是，请简要描述训练类型。[文本框输入]

*您是否会在与来访者的治疗工作中使用九型人格？
［单选按钮］是／否

*您是否愿意并能够至少参加一次访谈，谈论您在治疗工作中对九型人格的使用？访谈将在双方方便的时间通过符合 HIPAA 要求的 Zoom 进行并录音，时长 90–120 分钟。研究者也可能请求一次不超过 45–60 分钟的随访访谈。
［单选按钮］是／否

您的九型类型是？[文本框输入]

感谢您填写本筛选问卷。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者（PI）Laurel Nesbit 将与您联系。如有任何问题，可通过 lnesbit@ufl.edu 或 352-262-2052 与她联系。

附录 C　知情同意书

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书

在决定参与本研究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文件。您的参与是自愿的，您可以拒绝参与或随时撤回同意，且不会产生任何后果。

研究标题：
《九型人格在心理治疗中的使用：一项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

研究者：
主要研究者：Laurel Nesbit（LMHC），咨询与咨询师教育专业博士候选人，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组织研究学院，lnesbit@ufl.edu，352-262-2052
指导教师：Hannah Bayne 博士（LPC〔VA〕、LMHC〔FL〕），助理教授，佛罗里达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与组织研究学院咨询与咨询师教育专业，hbayne@coe.ufl.edu，352-273-43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描述心理治疗师如何在治疗中与来访者一起使用九型人格的模型。

您将被要求做什么：
参与本研究包括两次访谈，每次 60–120 分钟。访谈主题是您如何在治疗中使用九型人格。访谈将在双方方便的时间通过 Zoom 软件或同类工具进行并录音。

所需时间：
每次访谈持续 1–2 小时，参与本研究合计 2–4 小时。访谈可相隔数周，安排在双方方便的时间。

风险与收益：
您的参与不会有超过最低限度的风险。
您的参与不会带来直接收益。

保密性：
只有研究者可以访问我们在线上收集的信息。任何在线数据的安全性都存在极小的被破坏风险，但由于不会收集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且线上托管方（Qualtrics）使用加密及其他形式的保护，在线数据的安全漏洞给您带来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很低。
访谈将通过 Zoom 软件或同类工具进行。录音与誊写稿将加密并存储于受密码保护的设备上。只有主要研究者、指导教师和一名外部审计员可以访问录音与誊写稿。尽管您的背景信息可能出现在书面研究结果中，但将使用化名，您的身份将受到保护。

报酬：
参与本研究没有报酬。

研究者是否可能从研究中获益？
若研究结果在会议或科学期刊上呈现，我们可能获得专业上的收益。

退出研究：
您完全可以随时撤回同意并停止参与本研究，且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您可以拒绝回答任何您不愿回答的问题。

若您退出，您的信息会被使用还是被丢弃？
若您退出，您的信息将不会被使用，并将被丢弃。

研究者是否可以将您从研究中移除？若可以，依据是什么？
若您无法满足参与标准，研究者可能将您从研究中移除。

若您希望讨论上述信息或您可能经历的任何不适，请现在就提问，或联系本表顶部列出的任一研究团队成员。

若您对作为研究受试者的权利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机构审查委员会（IRB02）办公室（佛罗里达大学；PO Box 100173；Gainesville, FL 32610；电话 (352) 392-0433 或 irb2@ufl.edu）。

同意：
现在您已阅读了有关本研究的内容。若您愿意参与，请点击「我同意参与」按钮以继续；若您不同意参与，请点击「我不愿参与」，或直接关闭本窗口。

IRB 项目编号：202101667

附录 D　访谈提纲

研究问题：心理治疗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使用九型人格？

训练与经验：

请谈谈您是如何了解九型人格的。
在筛选问卷中，您分享了关于所接受九型人格训练的 [xxx] 信息；关于您的训练经历，是否还有什么是重要而需要我知道的？
您如何评估自己已准备好将九型人格用于治疗？

在治疗中的使用：

能否谈谈您如何将九型人格与您的理论取向相整合？
您是否接受过将九型人格用于心理治疗实践的训练？
能否与我分享您如何与来访者一起使用九型人格？
您如何决定是否向来访者引入它？
在某些主题领域，您是否比在其他领域更多地与来访者使用九型人格？
是否存在您不会使用九型人格的场合？
您如何做出这些判断与决定？是否有您遵循的准则？具体是什么？
您对九型人格的知识以何种方式影响您在治疗中的临在？

补充问题：
您对使用九型人格的伦理实践有何看法？
您如何为自己或为来访者纳入九型人格的灵性要素？

附录 E　早期模型迭代

附录 F　样本编码与类别

附录 G　选摘备忘录

2021 年 9 月

她谈自己与九型人格的经历的方式让我深受启发——它显得落地、开放而自然。她是如此清晰、深思熟虑，显然她的概念化投入了时间与心力。她笃定而清晰，却毫无傲慢。

我很好奇我们两人的类型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这次访谈。我对自己「第一型」的那一面高度警觉，担心自己是否过于僵化或视野狭隘。当她谈到她有时会感到为难——那些希望她「少做自己」的第一型——我焦虑地意识到，我不希望自己也在对她做同样的事。

她所谈的许多内容与我自己工作中的主题产生了共鸣——好奇心、灵性、微妙之处、透明，以及躯体层面的整合。有趣的是，我们两人的核心类型如此不同，而工作方式却有这么多共通之处。

2021 年 12 月

开始制作用于归类的卡片。在开始之前，我感到不堪重负——这也成了我写下的第一张卡片。我意识到自己感到畏惧、不安、对整个过程或自己的想法缺乏把握。我记录下了在访谈记忆中格外突出的若干主题：

· 「治疗师其人」，其子主题涉及个人与专业身份的发展以及治疗师类型对临床实践的影响；
· 「过程」，其子主题为学习与教学（此处似乎是一种双向关系）、对不确定性的开放——它容许学习、鼓励教导与分享；
· 共鸣／「对上」：在九型人格中的自我辨识、随时间的自我接纳、热情、爱、欣赏、热忱、价值；
· 伦理实践；
· 尊重来访者自主：探索、以谦逊接近、接纳、不评判；
· 灵性：此处似有分化——有些治疗师并不以那种方式纳入它——为什么纳入？为什么不？还有别的因素吗？
· 九型人格的结构：纳入侧翼、本能；
· 框架：个案概念化；
· 自我觉察：自我认识／洞见／客观性、自我接纳、真实、自由／开放。

写下这些记忆中的主题之后，我通读了前两次访谈的誊写稿，在索引卡上做了大约 100 个编码。我把整沓卡片翻了几遍，但想让这些编码「浸泡」一会儿，以便思考如何最好地进行归类。

2021 年 12 月

开始归类。我把整沓卡片在客厅地板上摊开。我想一眼看到全部卡片，以便寻找主题或分组。我开始挪动卡片，试图把相似的放在一起——有很多「自我 X」的卡片，我把它们归在一起；我注意到有很多描述情绪的词语，也把它们放在同一处。我移动卡片、添入卡片，还发现了几张重复的，这要么说明它们真的重要，要么说明我记性在衰退。当我开始分拣、挪移卡片时，我不停地试图回答的问题始终是：「这里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编码在描述或捕捉什么？」

随着编码逐渐聚拢，有些分组明显比其他更小或更大。有一组实际上是一对：「深度层级／层面」＋「痛苦程度」。这两个编码似乎不属于任何其他正在浮现的分组，而它们都暗示着治疗师、来访者以及九型人格被使用的方式中存在某种复杂度层面或层级。

另一个较小的分组包含演化、旅程、解放、探索与自由。这些编码都暗示着一种成长感、自我的扩展，以及一个展开的过程。

还有一对编码，因为回答了「九型人格尤其增强的是哪类工作？」而被放在一起。答案是：身份工作 ＋ 关系动力。

侧翼、动态运动、本能与框架的编码，都在描述九型人格结构的某些方面。

我在上文提到过「自我 X」编码。它们包括自我觉察、自我认识、自我表露与自我接纳。这些都是与九型人格一起工作时发生的内在过程。

我很快把卡片重新排列为更精确的范畴，或分为感受／思考／行动（治疗中的行动或过程）。但就目前而言，它们似乎都在描述某种在治疗中的存在方式，这已足以把它们归入一组。

另有一组暗示着治疗关系的品质：契合度、信任、深度、联结、连接、真实与尊重。

有四个编码——来访者自主、能动、赋权与选择——我把它们归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暗示着治疗关系中「权力」的重要性（我本来也可以把「权力」这一个加在这里）。

另一组编码描述了治疗师使用九型人格的方式：在背景中、框架、工具、理论整合、过滤器、诊断工具。

有三张卡片放在一起——协作、社群、共同——强调九型人格或将其用于治疗时的协作面向。

在这一初步归组过程之后，我向后靠坐，开始审视哪些范畴有用、哪些可以拆分或重新组合。我问自己：「这些分组代表着什么？是什么把这些术语联系在一起？它们在描述什么？」由此我反复洗牌、重组，也为暂定的范畴想出了描述性的名称。

2022 年 1 月

我一直对自己的二阶编码不太有信心，也不太自在。很难看出它们将如何开始聚拢、形成一个融贯的模型。在对前四次访谈完成初始编码与聚焦编码之后，我重读了誊写稿并补充了更多编码。最后我又多做了大约 100 个编码，然后坐下来把一切重新洗牌、重新归类。

在这一步中，我的目标是聚焦「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更确切地说，「治疗师在这里做什么？」我考虑了诸如引导注意与聚焦、决策，以及把九型人格用作背景信息等过程。尽管我的参与者们已如此富有信息量且清晰，我仍觉得我们的语言中嵌着太多未言明的假设，我想聚焦于清晰，把这些假设抽取出来并加以阐明。

与 Ali 的一次交谈——关于治疗师在治疗中一刻接一刻地做什么——有助于我记起这项工作与角色可以多么复杂，也促使我思考围绕「治疗师活动」这一范畴来归类我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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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Laurel Nesbit 于 2002 年在佛罗里达大学取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印刷行业工作十年后，她重返佛罗里达大学，于 2015 年同时取得心理健康咨询方向的教育学硕士与教育专修学位。在此期间，Laurel 于 2014 年取得「觉醒九型学院」（Enneagram School of Awakening）体现传统的九型人格教师资格认证。她曾在阿拉楚阿县危机中心（Alachua County Crisis Center）和佛罗里达大学咨询与健康中心工作，并于 2018 年成为持照心理健康咨询师。Laurel 重返佛罗里达大学，于 2022 年取得咨询与咨询师教育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她还经营一家私人执业机构——Nesbit Counseling and Consulting, LLC，提供个体与团体咨询、对心理健康咨询注册实习生的督导，以及关于九型人格的工作坊与咨询服务。

自 2011 年以来，Laurel 一直是阿拉楚阿县危机中心的志愿者，主要为培训团队成员。自 2010 年起，她担任阿拉楚阿保护信托基金会（Alachua Conservation Trust）理事会成员，现任理事会主席。

原文出处：Nesbit, L. (2022). Uses of the Enneagram of Personality in Psychotherapy: A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Investig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译者注：本文译自劳蕾尔·内斯比特（Laurel Nesbit）2022 年提交于佛罗里达大学的博士论文。文中人格类型编号统一采用「第 N 型」体例；原文附录 A–D、G 为文本，附录 E、F 为图像，因原始位图不可复现，此处依原文标题与相关叙事重绘为示意图／表格；参考文献与图表标题保留原文语种与格式，正文加注中文释名以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