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九型人格：以古老类型系统为经典人物提供新视角

文章基本信息

本文原为丽贝卡·E·贝尔（Rebekah E. Bell）提交俄亥俄多明尼加大学（Ohio Dominican University）研究生院、用以取得英语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 in English）学位的硕士论文，2018 年 12 月完稿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全文含致谢、引言、第一章至第五章与参考文献（Works Cited），正文内嵌 6 幅编号示意图（图 1–图 6），无表格。

论文以九型人格（the Enneagram）这一古老类型系统为阅读透镜，重读三部美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物：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第三型，情感中心，进攻立场）、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芬（Huck Finn，第七型，思维中心，进攻立场）、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琼·路易丝·「斯库特」·芬奇（Jean Louise "Scout" Finch，第八型，本能中心，进攻立场）。作者先行梳理九型人格的历史脉络（葛吉夫、伊察佐、纳兰霍）、符号构造（圆、三角、六边）与九个类型、三个中心、三种立场；继而逐章分析人物，以「激情与固着」「健康层级」等概念解释人物的失败或成长；最后以三中心与进攻立场的比较作结。作者反复强调：其目的不在证明九型人格「科学」，而在把它当作深度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的原型工具，帮助读者更共情地理解人物。译文据原文译出，供九型学苑研究卷学术参考。

编者按：这是一篇把九型人格带入文学批评的硕士论文。作者不去争辩「九型人格是否科学」，而是把它当作一套「原型地图」，逐章为三个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定类型：盖茨比是「表演者」第三型，哈克是「热情者」第七型，斯库特是「挑战者」第八型。三人分属情感、思维、本能三个不同的中心，却共同落在「进攻立场」——这一点是全文的枢纽：他们面对困境时都不向内退缩，而是带着各自的中心习性径直向前行动，因而也各自付出代价。文中「激情（passion）」「固着（fixation）」「健康层级（levels of development）」「三中心（triads）」「立场（stances）」等术语，均沿用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与里索-赫德森一系的用法。作者引证扎实，但读者宜留意：为文学人物定类型本质上是一种诠释实践，论文所给的是有说服力的读法，而非可证伪的结论。

致谢

我对凯尔西·斯夸尔博士（Dr. Kelsey Squire）感激不尽。当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向她推销我这个颇为独特的论文构想时，我已准备好被她礼貌地引开话题。然而她没有。她做了优秀的教师所做的事：她倾听，她鼓励，她培育。她在我这份热情里看到了意义，我从未后悔请她做我的导师。同样，我也感谢马丁·布里克博士（Dr. Martin Brick）对我构想的开明与接纳。他们二位所开设的那种兼具严格与师生情谊的研究生课程，直接塑造了我深入一项既严格、又看重关系的研究的能力。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兄弟姐妹——无论血缘还是姻亲。在我读研的日子里，他们以许多方式给予我鼓励。多年来、尤其是人生这一段，他们的牺牲与支持让我深感亏欠。

致我的学生们（无论从前的还是现在的）、我的行政主管和同事们，谢谢你们对我生命的塑造。谢谢你们教会我那么多人生功课，也允许我与你们分享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我们一起共读这些小说的经历，正是促使我以新的方式去读它们的东西。谢谢你们。

致凯利（Kelly），我亲爱的朋友、同为九型人格爱好者的伙伴——若不是你把九型人格介绍给我，我绝不会发展出这个题目。你对自我成长、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成长的渴望，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你身上有第七型应有的一切美好。我蒙上帝祝福，得以透过你热忱、乐观的镜片去体验生活。无论怎样的风雨向你袭来，我都会永远为你的「第七型性」喝彩。谢谢你。

致我的孩子，我生命中的光——杰斯（Jase）与诺拉（Nora），我把全部的爱给你们。虽然我为投入在这项计划上的工作与努力感到自豪，但没有什么比得上做你们的母亲所带给我的喜乐与回报。你们是我最大的成就、我最钟爱的「职业」，也是激励我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的力量。无论你们将来成为谁、要以你们的人生做什么，我都会永远谦卑地记念：上帝以祂无限的恩典，让我成为你们的母亲。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祂如何为祂的荣耀使用你们。

致我的丈夫特拉维斯（Travis），我所认识的最坚强的第八型——一声「谢谢」似乎远远不够。十三年来，你一直是我的同伴、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便我不配时也是如此。你以第八型的一切含义，在我任由怀疑掌控自己时，为我发声、为我辩护。在我所有世俗的关系中，我们的关系对我最为重要。谢谢你在我满身缺憾时爱我，并在这项计划的整个过程中支持我。没有人比你更见证它的成稿，所以我感谢你。当上帝把我们带到一起，祂知道我需要你来使我更像基督。谢谢你做我的「挑战者」，我的第八型，我的爱。

引言

九型人格虽根植古老，却自玻利维亚讲师奥斯卡·伊察佐（Oscar Ichazo）在智利圣地亚哥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Applied Psychology）开始讲授以来，迅速在西方文化中走红（Wagner 2-3）。近些时候，它又因 2013 年 CNN 的一则报道而引发关注（与猜测）：该报道把九型人格从现代精神病理学的领域里拉出来，称其为「根植于古代哲学的准神秘体系」，并追问它是否真的能「为组织带来启蒙、效率与更好的盈亏底线」（Fitzsimmons and Killen 5）。九型人格并非给人类定类型的首次尝试。公元前四世纪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或许就是最早按血型给人格类型分组的人之一。弗洛伊德、荣格以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把毕生事业献给了人格倾向与人类心灵。全国各地的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s）里排满了自助类书籍，用来说明人的习惯、倾向、素质、性格以及许多其他特征，以便解释行为。九型人格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同？或者，更为要紧的是：九型人格真的能解释人类行为吗？

其他类型学说（以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BTI 为例）聚焦于性格的外在表现，而九型人格考察的是人如何「向内」接收信息。MBTI 允许人们随时间演化、因境遇与个人的成熟而更换自己的类型字母。人们可以把 MBTI 及其他类型系统视为人们戴上或摘下的人格面具；但九型人格不是一个人能够改变或演化的东西——它处理的不是大脑，而是灵魂。当现代科学要求对各类方法有有效性、证据与质疑时，九型人格的爱好者以法国物理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断言回应：真理不仅凭理性认识，也凭心灵认识。正因九型人格聚焦于人类经验中的灵性要素，而不只是身体要素，我决定以九型人格为镜，去挑战对文学人物的那些习以为常的解读。归根结底，我的目标不在于判定九型人格是否「被科学证明」。九型人格并不自我标榜为科学，也不是行为量表。它的用处在于解释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在关系中成功与挣扎，以及人如何获得灵性成长。

九型人格在「深度心理学」这一范畴里，找到了科学与灵性之间的归属。深度心理学因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工作而成为人们熟悉的术语，C.G. 荣格中心（C.G. Jung Center）把它定义为「对人类经验中幽微的、无意识的、超个人的诸面向的探索」（"What is Depth Psychology?"）。要理解九型人格是一种超越行为的、服务于人类心灵的工具，就需要以深度心理学的术语来界定「原型」（archetypes）。尽管文学中的原型常被视为刻板或模式化的人物，但用九型人格来分析人物，并不会把杰伊·盖茨比、哈克贝利·费恩、斯库特·芬奇这些文学巨匠简化为「无可救药的浪漫者」「出逃者」「没娘的假小子」之类的刻板标签。相反，依深度心理学家吉娜·托马斯（Gina Thomas）的定义，「〔深度心理学中〕原型的本质是一种内在自洽的模式，它在意象与行为上的表达是多样化的，取决于表达这一模式的文化与个人」（Thomas 60）。所以，即便九型人格提示人们会遵循某些模式，它并不把人限制在这些边界之内。正是这些边界之内多样化的意象与表达，使盖茨比、费恩与芬奇如此丰盈。如托马斯接着所说，在一切文化的文学中使用深度心理学原型，能「同时充当容器与通道，让个体得以感知、回应并经验那些贯穿一生反复出现的典型事件与关系」（60）。传统原型术语把人物降格为套路，而九型人格用原型去增进对人的价值与理解。当读者开始「去感知、回应并经验」一个文学人物的行动时，读者就变得更为共情。读者的职责未必像科学家那样去规定、诊断或建构人类行为；但运用九型人格，能让读者以一种或许前所未有过的方式去连接、认同并共鸣人物。这正是艺术——尤其是文学与诗歌——在科学失效之处所拥有的力量。

C.S. 路易斯（C.S. Lewis）在《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中讨论了科学的目的。他解释说，科学进行观察、检验、建构，本质上是在「观察事物如何动作」（qtd. in Fitzsimmons and Killen 9）。路易斯接着说，科学并不去持续追问像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宇宙？」「它为何如此延续？」「它有任何意义吗？」（9）。他解释说，那些问题留给记者与小说家。而我要说，这正是九型人格所做的。在一个被「大脑化学」的解释与「人都做些什么」的解释所淹没的世界里，九型人格力图解释人「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并最终怀着这样的希望：人能够避开不健康的反应、去追求成长。正是这种对九型人格的理解，启发了我的研究题目。作为一名对美国文学有兴趣的学生，我知道关于杰伊·盖茨比、哈克·芬、斯库特·芬奇这些经典人物「做了什么」，已经写得够多了。那么，去追问并理解这些人物「为什么」这样做，是否也有力量、有价值？C.S. 路易斯说小说家追问「为什么」。读者为何不也来追问呢？我好奇的是：以对九型人格丰盈的理解去阅读这些熟悉的人物，能否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阅读经典文学人物。

第一章概述九型人格以及九个类型各是什么，并界定「中心」（triad）与「立场」（stance）等关键术语，因为本文分析的这三个人物分处三个不同的中心，却又同处同一立场。第二章聚焦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杰伊·盖茨比，把他归为情感中心、进攻立场的第三型。第三章分析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贝利·芬如何属于思维中心、进攻立场的第七型。第四章考察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琼·路易丝·「斯库特」·芬奇如何属于九型人格中本能中心、进攻立场的第八型。第五章总结三个人物如何因各自独特的中心而呈现出不同的决策模式，又如何因共同落于进攻立场而分享相似的特质。

1　九型人格的历史

历史与背景

九型人格在传统上是古老的，在研究与应用上却是现代的。「ennea」源自希腊文中的「九」，「gram」则指被写下或画出之物（一如「telegram」电报）。九型人格学者把这个图形与教义的起源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Chestnut 51）。在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Temple of Apollo at Delphi）刻着「认识你自己」（Chestnut 8）。在古代世界的很长时期里，人们有一种共识：人必须认识自己，也认识自然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几部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以及但丁的《神曲》——都触及与九型人格相似的主题：人必须经历一段「朝向『家』或真我而去的个人成长之旅」；若不有意识地努力觉察，不同种类的「罪」——恰是九种——便会成为一个人的沦落之因（Chestnut 50-51）。然而在上个世纪，有三个人被归功于把九型人格研究带入了它的现代应用：葛吉夫、伊察佐与纳兰霍。

G. I. 葛吉夫（G. I. Gurdjieff）在俄罗斯与欧洲讲授九型人格。他生于 1866 年，在游历并研究了亚洲、北非、埃及与中东如何传授这一神圣传统之后，于 1914 年开始教学（52）。他的方法颇有争议，因为葛吉夫的教导聚焦于苏菲传统中九型人格的「主要特征」（chief feature）——也就是说，与其在派对上借酒精「松动宾客的防御机制」而后判定其类型，葛吉夫会依据人们「对他的挑动所产生的思维、感受或身体反应」来定类型（Heuertz 45-46）。这正是九型人格的核心：它不是一份关于人们如何对外呈现自己的人格评估，而是人的本质天性。

虽然葛吉夫引介了「聚焦每种类型的主要特征」这一古老做法（现代九型人格仍在沿用），但他并未使用今天九型人格教学中盛行的那个绘制的符号（45）。是在智利，20 世纪 50 年代，玻利维亚出生的奥斯卡·伊察佐（Oscar Ichazo）以「原型分析」（Protoanalysis）之名，讲授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九型人格的第一套课程（Chestnut 53）。他的阿里卡智慧学校（Arica，是克丘亚语中「开门」之意）以今天使用的传统九型人格术语发展了他的教导：激情（Passions）、固着（Fixations）、美德（Virtues）、神圣理念（Holy Ideas）、侧翼（wings）以及连线的象征意义（Heuertz 46）。伊察佐的「固着」呼应葛吉夫的「主要特征」，并为他的学生克劳迪奥·纳兰霍（Claudio Naranjo）在 20 世纪 70 年代把他的教导带到美国奠定了基础（Chestnut 54）。纳兰霍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精神科医生，他在其家乡加州伯克利与完形疗法（Gestalt therapy）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共事，并与加州大学伯克利的 A. 哈米德·阿里（A. Hameed Ali）合作传播九型人格的工作（Chestnut 54，Heuertz 48）。

得益于纳兰霍从前的一位学生罗伯特·奥克斯（Robert Ochs）——他把九型人格及其古老传统带回芝加哥的罗耀拉大学——九型人格在耶稣会群体中爆发式传播。西方第一本九型人格书籍写于 1984 年；此后它持续增长：CIA 已采用九型人格为世界领导人定类型，《福布斯》与《新闻周刊》等主要刊物都曾专题报道它，它甚至被斯坦福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用于研究生课程（Heuertz 48-49）。

在今天这种现代形态下，得益于葛吉夫、伊察佐与纳兰霍，九型人格被认为不止是一种人格测试。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告诉人他们是谁。恰恰相反，九型人格揭示的是人「不是」谁。葛吉夫对负面的「主要特征」（或用伊察佐所创的术语，类型的「自我固着」）的关注，表明九型人格聚焦于「我们自我中无法有意识认出的那一部分」（52）。因此，每个九型人格编号的自我固着，正是人们不知不觉退回自身最差版本之处——破坏性的模式、压力习惯、成瘾、不健康的应对机制、失能的倾向，等等。这听起来也许不像是对自己最动听的描绘，但那是因为九型人格认为：一个人的编号不是「他是谁」，而是那个「阻碍他成为真我」的东西。

符号解说

乍看之下，九型人格符号像一颗九角星，以及一团令人困惑的线条与数字（图 1）。再细看，会发现九型人格符号由三个特定的形状构成：一个圆、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六边形。据《完整的九型人格》（The Complete Enneagram）作者、哲学博士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Beatrice Chestnut）所说，圆（图 2）代表「统一、完整，以及宇宙的自然秩序」（45）。这是九型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理论之有效性的根本要素。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高级讲师安娜·萨顿（Anna Sutton）提出评估人格理论的三条标准。她说，人格理论要可信，就必须具备严格而清晰、可检验的预测，必须有用，且必须是一套周备的理论（Sutton 3）。圆作为九型人格的象征，既体现了切斯纳特所说的「统一」，也回应了萨顿对「周备」的要求。于是，九型人格在进路上既是普适的，又是个体化的、独一无二的。

三角形是历史上人们熟悉而有力的象征，尤其是像九型人格中所呈现的那种等边三角形。九型人格符号中的三角形代表「三律」（Law of Three），并出现在许多世界性的灵性教导中。印度教中有梵天、毗湿奴与湿婆，基督教中有三位一体，甚至佛陀也教导说，人生的一个大陷阱便是陷入无明、贪爱与嗔恨的无穷循环（Chestnut 46）。数字「三」也出现在时间的度量（过去、现在、未来）、三原色（红、蓝、黄）与生命的阶段（出生、生存、死亡）之中（47）。在九型人格里，「三」表现为九种类型的平方根、类型做出决策的三个中心；此外，每个人本质上都有三种类型：一个核心类型，外加两个数字——人在健康时走向其中一个数字，在压力时走向另一个数字——这使三角形成为符号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最后，六边形与「七律」（Law of Seven）补全了九型人格符号（图 4）。圆与三角代表整个系统（例如统一与时间），而六边形与七律则描绘切斯纳特所称的「一个循环的转化过程」（48）。七律被用来解释若干发生在某一谱系上的转化过程，例如「光（通过彩虹的七色被折射）、声（通过八度的七个基本音被听见）、序列（构成度量时间之基本间隔的一周七天），以及能量（身体能量的七个脉轮）」（Heuertz 41-42）。理解九型人格符号，将有助于为我将要研究的文学人物（盖茨比、芬、芬奇）定位，也展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既然符号与各数字的位置已解说清楚，接下来我要对九个类型——从第一型到第九型——作一番概览。

九型概览

九个类型各有一个角色名称，以便彼此区分。像伊察佐这样的九型人格导师使用这些角色名称，并非要把类型简化为刻板印象，而是为了理解那些倾向何以对伊察佐为各类型所指认的自我固着与激情有害。每一型的固着会变成「心智上的策略，用以说服一个不居中的头脑，使其相信自己的激情是正当的」（Heuertz 112）。当一个人被自己的固着和／或激情所吞噬时，正是他与真我最为脱节之时。一个类型的固着一旦变成激情，便与荣格的深度心理学术语相连：一种「无意识的潜能」若不加以检视，就能变成「活的现实」（"What is Depth Psychology?"）。用九型人格来给人（以及文学人物）定类型，就是越过表面去评估哪些无意识的固着变成了活的现实，即激情。

第一型：第一型被称为「完美主义者」（the Perfectionist）。因为他们把世界看作非黑即白，且倾向「回避过错与责备」，他们的激情便成为愤怒（Cron and Stabile 25）。当人们在做错事时，第一型会愤怒，而他们的固着导致怨恨。第一型活在「对不完美的怨恨」中，因为他们被引导相信：唯有遵守规则，自己才值得被爱（Chestnut 21）。归根结底，第一型的基本欲望是「成为好的、拥有正直」，他们怨恨那些不这样、也不这样做的人（Heuertz 111）。

第二型：第二型被称为「助人者」（the Helper）。他们回避承认自己的需要与欲望，以便「被爱、被需要」，于是让自己的激情化作以自我否弃为形式的骄傲（Cron and Stabile 25）。第二型为自己的服务感到骄傲，几乎到了殉道的程度，而这种对自身需要的牺牲导向「奉承」的固着（Chestnut 23）。最终，他们帮助与服务的欲望变成关于他们自己，取代了他们表达自身渴望的需要。不过，若他们真有一个欲望，那便是「感受到爱」，于是他们通过服务让他人感受到被爱（Heuertz 111）。

第三型：第三型被称为「表演者」（the Performer）。第三型相信，唯有（或看起来）成功且回避失败，自己才配得到爱（Cron and Stabile 26）。第三型是九个类型中最在意形象的，这种形象意识催生出「欺骗」的激情。第三型虽非公然说谎者，却是引导他人相信自己最好一面的专家，即便那并不全然属实。这种激情造成「虚荣」的固着。由于固着正是使人偏离真我之物，虚荣的固着——即第三型「变形为当下最恰当或最成功之形象」的能力——造成一种严重瘫痪性的脱节（Chestnut 22）。第三型的基本欲望是「感到自己有价值」，不幸的是，他们学会了不惜一切去感到被重视，即便他人所重视的只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Heuertz 111）。

第四型：第四型被称为「浪漫者」（the Romantic）。虽不总是恋爱意义上的浪漫，第四型却有着被深刻理解的渴望，他们体验强烈而深刻的感受与情绪，以「回避平凡」（Cron and Stabile 26）。第四型怀着「嫉妒」的激情。这种嫉妒不应被理解为对他人的妒忌，而是对某种真实、本真之物——某种「更多」——的深切渴求。嫉妒的激情导向「忧郁」的固着；第四型有一种「感知：某种美好的东西在第四型的经验之外——而它之所以缺席，是因为内在的某种缺陷」（Chestnut 23）。尽管如此，第四型最大的渴望是「成为他们自己」（Heuertz 111）。

第五型：第五型是「调查者」（the Investigator）。由于其「分析的、疏离的、私密的」头脑，第五型「回避依赖他人」（Cron and Stabile 26）。他们渴求信息与知识，并借此保存自己的能量与资源，这导向「贪婪」的激情。虽然第五型是九型中最内敛、最内向的，他们贪婪的激情却造成「吝啬」的固着。一个关键区分是：这种吝啬「与其说是贪得，不如说是保留」（Chestnut 25）。第五型与其说渴望获取更多，不如说渴望守住并经营好自己已有的一切——时间、空间与资源。这产生第五型的基本欲望：「能干、胜任」，尤其是靠自己（Heuertz 111）。

第六型：第六型是「忠诚者」（the Loyalist）。第六型一旦站到某人一边，便是高度投入而机智的队友。但他们在评估过「最坏情况」之后才选择效忠对象，且「由恐惧与对安全感的需要所驱动」（Cron and Stabile 26）。这就是为什么第六型的激情是恐惧。合乎逻辑地，他们的固着成为「胆怯」。这并不是说第六型活在持续的恐惧中，而是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分析所感知的「危险，其来源是未知且未被辨识的」（Chestnut 24）。然而，一旦他们克服这一固着，便更接近其基本欲望：从某个已赢得其忠诚的人那里「获得支持与指引」（Heuertz 111）。

第七型：第七型被称为「热情者」（the Enthusiast）。第七型永远是乐观主义者，总能找到有趣而随性的方式；然而，由于他们「被一种想要快乐的需要所驱动」，他们擅长筹划「刺激性的体验以回避痛苦」（Cron and Stabile 26）。这种对乐趣与冒险的沉溺，给第七型带来「贪食」（gluttony）的激情。第七型并非注定成为酒鬼或暴食者，但他们「对快乐的激情与想要更多的欲望」导向「筹划」的固着（Chestnut 25）。第七型不断为下一次冒险做筹划，并因此可能错过当下的本真体验。这是第七型体验其基本欲望——「感到满足」——所面临的挑战（Heuertz 111）。当还有更多乐趣可寻时，第七型如何感到满足？在艰难、不那么有趣的时候，第七型如何感到充实？那正是成长发生的时刻。

第八型：第八型被称为「挑战者」（the Challenger）。第八型也许「强硬、激烈而具有对抗性」，但不应被视为霸凌者（Cron and Stabile 26）。由于第八型怀着源于「多么享受掌控」的「欲望／好色」（lust）之激情，他们的激烈表现为「必要时与他人对质」以及「保护自己在意的人」（Chestnut 20）。第八型对欲望的激情一旦不受检视，便化为「复仇」的固着。当有人占他人便宜——尤其当受害者境遇更差时——没有人比第八型更擅长复仇。第八型的基本欲望是「保护自己」，这也正是他们常常主动承担起保护他人之责的原因（Heuertz 111）。

第九型：第九型被称为「和平缔造者」（the Peacemaker）。第九型不惜一切代价回避冲突、维持和平，同时表现得「讨人喜欢、随和、迁就」（Cron and Stabile 26）。然而，过分回避冲突，会让他们的「懒惰」（sloth）激情得势。若第九型以「意志的惰性」去「调准内在正在发生之事」，而非抱着「对改变的抗拒、对努力的厌恶」，那么「怠惰」的固着便可逆转（Chestnut 20）。当第九型忽视任何令他们不适之物时，他们便无法达成其基本欲望：「拥有和平与完整」（Heuertz 111）。

三中心

既然九型人格符号与九个类型已经概述，接下来这个圆需要被划成三个新的中心，有时称为「智能中心」（intelligence centers）（图 5）。理解九型人格的三中心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凸显我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透过我们的思维、情绪或本能——即我们的头、心或身体」（Heuertz 90）。如图 5 所示，第八、九、一型处于身体中心。这个常被称为本能中心或腹中心的中心，其成员用「来自运动中心或腹中心的一种冲动，作为正确行动的可靠指引」（Chestnut 18）。第二、三、四型所做的决定「根植于他们获取并信任自身情绪冲动的流畅能力」（Heuertz 96）。情感中心的成员有很强的体验与表达情绪的能力，这使他们能透过共情与他人连接，因为他们透过自己的情绪来感知世界。最后，第五、六、七型居于头脑中心。这些类型「拥有高度发达的思维官能，用以评估并应对生活中的一切」（Heuertz 93）。头脑中心的人必须留意的是：持续的分析与推理「会使这些类型瘫痪」，如果他们「陷入对某个情境的过度分析」（Chestnut 19）。三中心对这一具体研究同样是根本的理解，因为本节所着眼的文学人物（盖茨比、芬、芬奇）各自属于不同的中心。

三种立场

九型人格数字的最后一种划分，是「立场」（stances）。至此，各类型已经按它们需要什么或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决定被定义。最后的要素——立场——解释的是各类型在艰难时刻如何反应。立场分三类：退缩立场（第四、五、九型）、顺从立场（第一、二、六型）与进攻立场（第三、七、八型）（图 6）。在压力或挑战时刻，退缩立场压抑其「行动中心」，退回到独自思考与感受，而不是依赖他人（Stabile 00:17:41-00:21:13）。顺从立场则压制「思维中心」，依赖行动与感受。这并不是说他们面对挑战时不会思考，而是思考并非他们最富产出的任务。这一立场陷入自己的「内在絮语」，这使他们在压力时依赖他人（Stabile 00:06:11-00:09:56）。最后的进攻立场，在压力与困难的时刻，拒绝去接触自己的感受，而是带着思维与行动中心一味向前冲。尽管这看起来像是无所畏惧、不可征服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困难时刻不愿考虑自身或他人感受的做法，却可能伤害他们所爱的人，而他们往往并未觉察（Stabile 00:26:13-00:41:44）。在接下来的章节里，退缩与顺从立场不会详谈，进攻立场则会——因为本研究所涉的三个人物都落在进攻立场。他们不逃避挑战，行动时又往往不太顾及自己或他人的感受。这一点常常给盖茨比、芬与芬奇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　杰伊·盖茨比：第三型表演者

伟大的美国经典《了不起的盖茨比》以托马斯·帕克·迪因维利耶（Thomas Parke D'Invilliers）的一段题词开篇。它写道：

那就戴上金帽子吧，如果那能打动她；
如果你能跳得高，也为她跳一跳，
直到她喊「爱人，戴着金帽、高高跳起的爱人，
我一定要拥有你！」

迪因维利耶以诗人身份出现在菲茨杰拉德的另一部作品《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中，而剑桥版菲茨杰拉德文集的主编却说，并无迹象表明菲茨杰拉德是这段题词的作者。然而，普林斯顿收藏中新近获得的一本珍本里，一部初版《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带有两处菲茨杰拉德签名，其中一处就在迪因维利耶题词旁写下「我自己」（myself）一词（Ferguson）。题词实为菲茨杰拉德本人手笔这一发现，深刻影响着读者对杰伊·盖茨比这个「形象意识极强之人」的解读。他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者，也不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梦想家；他是一个有意为之的人，为了达成一个不惜任何代价的目标而戴上面具，而这正是依九型人格解读第三型「表演者」的核心所在。

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把第三型定义为「这样一个人：他力求在工作与外表上积极努力，以创造一幅有价值、有成功的形象，并赢得他人的钦佩」（311）。小说早期，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也这样界定盖茨比：「如果人格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他身上就有某种华丽之处」（Fitzgerald 2）。第三型是人格面具与形象的专家，而尼克对盖茨比最初的描述印证了这样一种论断：盖茨比把自己的言辞与举止串连起来，以凸显自己的个人价值、成功的外表以及他的财物，从而永远显得「华丽」。然而，这种能力不应被称赞为天赋。借用卡尔·荣格（Carl Jung）对「人格面具」（persona）的定义，切斯纳特解释说，「人格面具是我们有意识的外在社会面目……用以给我们的外在自我感赋予形式」（311）。题词命令着「戴上金帽子吧，如果那能打动她」，这使得戴帽者如此被他人对自己的观感所吞噬，以至于根本不去考虑自己是否想要或需要这顶帽子。尤其在盖茨比身上，我们看到：这种求取形象的心态与对人格面具的过度认同，使盖茨比周围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对「他真正是谁」认同不足。盖茨比不仅没能像题词所许诺的那样听到爱人的呼喊「我一定要拥有你！」，他还失去了与真我（来自中西部的詹姆斯·盖兹〔James Gatz〕）的连接，最终失去了生命。

切斯纳特在分析第三型时，以诺贝尔奖得主 V. S. 奈保尔（V. S. Naipul）的一句话切入，点出第三型的主要恶习：「我们真正会受到惩罚的谎言，是那些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311）。盖茨比就自己的背景撒谎，这并非秘密。当宴客们揣测他的身世（其中有杀了人、或是德国间谍之类的情节）时，他最大的本事或许就是在那些「在这世上很少找到值得窃窃私语之事的人」心中，为自己制造出一种揣测的氛围（Fitzgerald 44）。这正是第三型所擅长的——否认「他们真正是谁」，并创造「一个特定的形象去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爱（或认可）」（Chestnut 315）。无论盖茨比周围环绕多少谎言，他似乎都执意对尼克维持另一种形象，正如他宣称：「我不想你从你听到的这些传闻里对我产生错误的印象」（Fitzgerald 65）。盖茨比想让尼克看到一幅诚实的形象，却并不真正去做那个脆弱而坦诚的苦功。因为几乎立刻，盖茨比便卷入自己的谎言——他说：「我是中西部一些有钱人的儿子——如今都过世了」，而他尚在人世的父亲盖兹先生后来出席儿子的葬礼，拆穿了这个说法（65）。当盖茨比「匆匆带过『在牛津受过教育』这句话，或把它咽下、或在上面哽住，仿佛它此前就令他不安」时，他更进一步体现了第三型「欺骗」的恶习——然而，正是像这样关键的半真半假，是第三型用来向他人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65）。盖茨比在这片表里不一的水域里航行得极为老练，因为他能「把自己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保持得如此疏远，以致可以拈起那角色的言辞，对它点头微笑——那种微笑是可携带的，是一张能在光面书封之间找到的表情」（Godden 344）。回头再看奈保尔那句话：盖茨比向他人讲述的关于自己过往的谎言，远不如他对自己讲的那个谎言那样具有破坏性与惩罚性——那个谎言是：曾经身为詹姆斯·盖兹的某人，竟能真与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在一起。

在健康状态下，第三型能透过共情去适应他人的需要，因为他们正在强化自我形象，且自身确有胜任之力。然而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如盖茨比，他们「开始欺骗自己和他人，说任何能给人留下印象的话……为掩盖自身的退化，他们会编造任何故事或计谋」（Riso and Hudson 161）。盖茨比犯了与第三型相同的错误：「把自己等同于自己所创造的形象，并相信自己就是自己所做的事」（Chestnut 316）。盖茨比视自己与东卵那边的人平等，尽管他的「新钱」永远不可能与之相同。盖茨比编造了一个关于财富与继承的故事去博取他们的好感，并希望它能盖过自己卑微的出身；但正如克米特·范德比尔特（Kermit Vanderbilt）准确指出的，盖茨比渴求的是「文明中更珍稀的果实——以及一种审美的追寻」，而这种审美追寻永远无法凭他的真我获得（Vanderbilt 292）。无论盖茨比就自己的过往编出怎样的故事，事实是：「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源自他对自己的这一柏拉图式的构想」，并且「他构想出的恰好是十七岁男孩可能构想出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这正证明了盖茨比作为第三型运作的缺陷：相信自己就是他为自己创造出的那个形象（Fitzgerald 98）。这个形象并不能改变詹姆斯·盖兹乃是「无能的、失败的庄稼人」之子这一事实，即便「他的想象从来就没有真正接受他们做自己的父母」（98）。他所投射出的现在——财富、人脉与光彩——也许是第三型所追求的那种被社会认可的成功定义，但他想与黛西共有的未来无法逾越他的过去、他的真我，而这正是第三型面对的挑战。

在亚当·米汉（Adam Meehan）那篇精彩的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重复、种族与欲望》中，他提出：盖兹一家被假定的犹太人背景，使盖茨比务必确保自己「不是因『他是什么』而受称赞，而是因『他不是什么』受称赞」。他接着说，对自己过往的这种重建并不止于此：「〔盖茨比〕还想在修订过自己的前提之后，重演过去，活出他被社会与种族身份上的混乱血统所阻止的那场幻想。从詹姆斯·盖兹到杰伊·盖茨比的象征性转变，在他遇见黛西之前就已启动了这份欲望」（Meehan 80）。切斯纳特把第三型中类似的行为描述为危险的，因为当第三型「为了被重视而活在自己『已成之形象』里——而非活出真我——他们往往无法真正去爱、去连接」（Chestnut 323）。盖茨比对自己讲的那个谎言——他能把自己的过去买断——使他无法与一个女人拥有真正的关系，而那个女人几乎不了解「他是什么」，更不必说「他没有什么」（Meehan 80）。

题词中那些不明智的宣告——「戴上金帽子吧，如果那能打动她」「如果你能跳得高，也为她跳一跳」——在把盖茨比与黛西的「真我」相较（不是他们投射的形象，而是他们透过声音显露出的真实样子）时，将收效甚微（更不必说那句「爱人！……我一定要拥有你！」的许诺了）。盖茨比「那煞费苦心的说话礼节几近于荒唐」，他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他在小心翼翼地挑选措辞」（Fitzgerald 48）。盖茨比的真我并不因内在的教养而精致。那是练习出来的，是有意为之的。连他的肢体语言都是建构的。当他在尼克家与黛西喝茶相见时，他「带着一种对从容、甚至对倦怠的紧绷的仿冒」（86）。盖茨比无法表达自己的不适或缺乏教养，于是他（以及第三型）「对自己真正是谁撒谎，因为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相信：只要别人能把他们看作正面形象，他们就是自己需要成为的那个人」（Chestnut 321）。而黛西的声音，却不是练习来的，也不是用辞藻编造出来的。「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盖茨比说（Fitzgerald 120）。如米汉所解释，「他用的不是明喻，而是直接的隐喻；她的声音不是像金钱，它就是金钱」（82）。倘若黛西的声音只是「像」金钱，盖茨比的钱财或能应付；但她的声音并不「相似」于金钱，它就是那种商品本身，而且是盖茨比无法与之匹敌的一种商品。他戴不戴金帽子、跳不跳得高，都不要紧；他的钱不过是他用来评估「受众针对他用来设计正确形象的那些线索」的东西（Chestnut 338）。那并不是他。

这引向盖茨比对自己讲的最大谎言：他竟真的爱黛西。如前所述，在如此与真我脱节的情况下，盖茨比还能爱任何人吗？切斯纳特解说第三型成长的模式时指出，他们必须「领悟自己为何如此拼命工作、如此努力显得好看」，因为当他们领悟时，「这能帮助他们看见这些策略如何起保护作用，也如何把第三型困在一个受限的『橡实自我』（acorn-self）里——即便他们的橡实壳看起来真的很亮、很吸引人」（339）。对盖茨比而言，说「他创造形象是因为他爱黛西」是容易的。他甚至声称：「我没法向你描述，当我发觉我爱上她时有多惊讶，老兄」（Fitzgerald 150）。然而，他并未在爱上她之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形象。他是在此之前那一刻做的——当时黛西过往情人的数目「在他眼中抬高了她的价值」，而他意识到自己此刻是「一个没有过去、身无分文的年轻人」（149）。当尼克转述他们战前的那段恋情时，他明确地说盖茨比「确实是在虚假的前提下接近她……他让她相信，自己是与她同一个阶层的人」（149）。他所爱的不是黛西，甚至也不是她那个「阶层」——他爱上的是「自己来自那个阶层」的这幅形象。米汉这样描述：「黛西只是盖茨比更深层欲望的一个对象化显现；因为他所追寻的不是黛西，而是一个重建过的自己，盖茨比的梦在与黛西重逢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破灭了」（Meehan 84）。这种对「重建版自己」的聚焦，也出现在盖茨比难以置信地喊道「不能重演过去？你当然可以！」之时（Fitzgerald 110）。倘若盖茨比有那份自省去评估自己为何要投射一个不同的形象——并不惜一切代价——他就会明白：那从来不是为黛西，而始终是为他自己。

菲茨杰拉德以把盖茨比的梦比作荷兰水手抵达西卵时怀抱的希望与抱负，结束这部杰作。常见的解读认为，按休·肯纳（Hugh Kenner）所说，水手与盖茨比都拥有「凭纯粹意志使表象成真：这是最古老的美国主题」（qtd. in Weinstein 24）。尽管幻灭与美国梦是这部小说的经典主题，但以九型人格第三型来评估盖茨比，人们可以看到：盖茨比的过错并不在于追求梦想、并不在于以「纯粹意志」使它「成真」；依九型人格的术语，他的过错在于对投射之形象的认同远强于对真我的认同。盖茨比无法知道自己为何要投射那样的形象，这使他得以脱节，并最终就「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对自己撒谎。第三型本质上「必须对自己撒谎，以维持自尊、并推动自己取得更大成就」（Riso and Hudson 163）。然而，正如奈保尔所说，对自己讲的谎言才是应受惩罚的。盖茨比对自己撒的谎让他付出了生命，而那些步其后尘的人（或同属第三型的人），将继续「逆流而上，被不断地推回过去」——直到他们接受真我并成长。

3　哈克贝利·芬：第七型热情者

早在哈克·芬开口说话之前，马克·吐温便「奉作者之命」（BY ORDER OF THE AUTHOR）以他的「告示」（Notice）发出一则著名的警告：「凡在本叙事中寻找动机者，将被起诉；凡在其中寻找道德者，将被放逐；凡在其中寻找情节者，将被枪毙」（Twain vi）。简言之，吐温在暗示接下来的这部小说「只是图个乐子」。然而，诸如著名学者萨文·贝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这样的批评家指出：吐温是「冷面指令」的大师，「因而这种指令需要被解读」。贝科维奇接着解释说，这则「告示」是一部极为幽默之作的开端，因为「我们不被允许去解读（即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也不行），但哈克所讲的故事却要求解读，无休止地、无时无刻地要求。若不弄清动机与情节，我们就得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笑话；而若不假定一种道德立场，我们就不可能弄清动机与情节」（98）。吐温借这则「告示」、以及整部小说中哈克的表现所确立的，正是九型人格第七型的一种典型显现——寻求娱乐、回避痛苦。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把第七型定义为「这样一个人：他以各种形式的快乐作为分心，以逃避生命中的不适、黑暗与阴暗面」（135）。以这种方式运作的明显危险是：人会变得「回避、分心、不负责任、不承担」，面对生活中严肃而不适的挑战时如此（137）。《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作者那则「告示」，照字面看，呈现的是一种危险的态度——面对一个充斥着分裂性人物、争议、以及两百多处某个令人痛苦的种族污蔑语（「nigger」一词）的故事。把这部小说仅仅看作「一本关于很久很久以前、在密西西比河上那个头戴草帽、身穿工装裤的赤脚男孩的快乐天真时光的男孩书」，不仅不准确，而且危险（Johnson 235）。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哈克·芬回避自己动荡童年的痛苦、正在生长的良心的不适、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显现，以及愧疚的浮现——他像第七型那样去回避：转而寻求那田园牧歌般的密西西比河上的刺激与快乐。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部小说——把它当作一本有趣的冒险书——而忽略其语言与背景所提供的那些痛苦现实，也是错误的。

第七型在其核心处「躲进愉快的感受里，以此逃避痛苦的感受（emotion）」（Chestnut 136）。这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几乎所有动物也如此，而且它是一条基本的生存原则。然而，第七型应对负面经验方式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动地与生活中艰难或痛苦的经历拉开距离」（136）。切斯纳特在讨论九型人格时用到一个橡实的比喻。她解释说，橡实必须「穿越地下的领地——让防御裂开、崩解」，才能从橡实变成橡树；这就要求人「整合我们被弃置的感受、盲点与阴影特质，以便我们能抖落人格那受限的外壳，长成我们本应成为的一切」（39）。对第七型——如哈克——而言，那片「地下领地」是不适的，他们习惯了「以快速的步调移动和思考，从而跑赢或智胜」那些负面感受（136）。当人们回避那发生转化的黑暗与艰难时刻，会怎样？他们无法成长。当社会忽略并压抑自己那充斥种族主义与残忍的较暗历史，会怎样？它同样无法转化。把哈克当作第七型来重读、并以相似的眼光重读这部小说，对读者直面我们社会历史中一块黑暗而深重的污迹，至关重要。而这样做，我们或许甚至能在关于这些棘手话题的讨论中获得成长。

在考察哈克的具体行动之前，先看这部小说的这一整体图景：考虑那个词「nigger」的过度使用。依吐温的告示去读它——不在这词里「寻找道德」，或用一句疲惫、满不在乎的「那就是当时的语言」来搪塞——恰恰反映了第七型「一旦嗅到痛苦的气味，就否认、回避、或以其他方式抽身离开」的倾向（171）。肯尼斯·道伯（Kenneth Dauber）在《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言说：十九世纪末及其后的作者身份》一文中，分析现实主义小说，解释了吐温作为一个在现实主义传统中写作的作家的经验如何发挥类似的作用。他描述吐温「坚持准确描述事物、坚持去看和听」，某种意义上，是移除善与恶、试图照着生活本来的样子书写（Dauber 384）。但是，道伯正确地主张：「动机与道德正是我们立足之处。它们是我们据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情节就是它们的表达」（381）。而且，若没有善与恶、对与错之间的挣扎，第七型所寻求的快乐乃至喜乐还可能存在吗？回避恶与挣扎——或如吐温所暗示的那样，不寻找由内在冲突所推动的道德或情节——将永远阻碍第七型所想要的快乐、安宁与喜乐的真正实现。同样，阅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若不分析「nigger」一词的「道德」或「动机」，或把它读作一个因时代而不得不用的词、内里并无挣扎，也将阻碍真正的种族和解发生。

哈克·芬在追求个人安宁、个体性与自由的途中，从未正面面对这些属性的对立面——种族压迫。当他权衡是否要把那封信寄给沃森小姐（Miss Watson）、告知「出逃的」奴隶吉姆（Jim）的下落时（吉姆是他在旅途中结交、并对其怀有深厚情感的朋友），他在道德困境中挣扎。在许多人所认定的故事道德高潮处，哈克决定不寄出那封信，他接受了下来，对自己说：「好吧，那我就下地狱吧」，同时撕掉了那封信（Twain 170）。他从未公开违抗奴隶制。他从未挑战公爵与太子（the Duke and Dauphin）加诸吉姆的敲诈。这是因为第七型——如哈克——「主要调准的是他们想要、需要、以及在当下即时要做的」（Chestnut 149）。考虑投身一场如废奴般的转化运动，需要以正面对抗去直面奴隶制的黑暗；这与第七型寻求较少对抗之选项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约翰·阿尔贝蒂（John Alberti）在《种族、身份与〈哈克贝利·费恩〉的教学》一文中，就「nigger」一词的使用提出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哈克无法放下这个词……尽管他们的友谊据说在增长？……那些为吐温使用该词所作的辩解与说明，那些试图控制关于种族在这部小说中、在课堂上如何运作的讨论的努力，能告诉我们：哈克及其白人批评家、教师和读者对这本书、这个词抱有怎样的投入？而这样的分析又对课堂上的种族讨论有何启示？（920）

为什么哈克继续使用这个词？为什么人们要淡化其影响、甚至为小说中使用该词辩护？因为正面面对这个词是艰难而不适的工作。哈克或许拒绝对自己使用该词加以分析，因为第七型「重构现实，以抵御去看某个真实而重要、却被他们标注为『负面』之物，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感受」（Chestnut 149）。当哈克为吉姆的缘故决定「下地狱」时，他在那一刻本应重新评估一切与这个决定相 oppos 的东西；但第七型会动用「积极重构……在最需要批判性眼光之时恰恰悬置批判。它可以成为把一切都说成没事的方式，并否认真正需要应对某件难事」（149）。那件「难事」，于哈克而言就是他继续使用那个 n 开头的词，而据阿尔贝蒂所说，这正是使「种族与种族压迫在美国的建构与维系」得以延续之物（931）。哈克觉得无需面对自己对那个词的使用，从而延续了吉姆（以及当时其他黑人）所经历的种族压迫，因为第七型怀有「一种『适应不良』的、自我挫败的信念：必须保持积极」（Chestnut 147）。就诸如种族主义这样的社会悲剧而言，这是危险的，因为它让第七型（即哈克）把自己看作「对非裔美国人友善，从而聚焦于自己身为善良、正派之人的感受，而不是聚焦于被奴役黑人的感受」（Jones 30）。因此，若我们把哈克看作第七型，评估他那「违抗」社会、保护吉姆、却从不触及种族主义之丑陋与那个 n 字词的决定，我们也必须问：他真的转化了吗？依九型人格来看，我们必须回答：「没有。」

哈克作为第七型的类型不仅在他对种族主义这类负面经验的回避中显露，也在他对权威人物的厌恶中显露。第七型作为头脑中心的一部分，天生带着恐惧。他们对权威的恐惧在于：规则与规定会限制第七型所能拥有的独立与乐趣。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称之为一种「温和的反权威立场」，它使第七型「把等级中的权威拉平，以防止〔第七型〕之下或之上的人以任何方式控制他们」（144）。哈克回避道格拉斯寡妇（Widow Douglas）试图对他「加以教化」（sivilize，即那些「在他之上的人」），同样，他也拒绝听从吉姆对登上沉船的担忧，对吉姆说「在口袋里插根蜡烛；我没法歇着，吉姆，咱们非得去那船上翻一翻」（那些「在他之下的人」）（Twain 1, 53）。虽非公然的叛逆（如前所述哈克对待种族主义的方式），第七型通过「反常规」展现细微的叛逆，这使第七型得以「含蓄地质疑权威，而不必感到非公开反对它不可」（Chestnut 151）。哈克无法公开挑战腐败的权威人物（公爵与太子、爸爸、费尔普斯一家对吉姆的囚禁），源于一种个人层面不愿被控制的欲望，同时也源于他无力直面恶的严酷现实。切斯纳特进一步把这种行为描述为：第七型质疑「惯常的做事方式，而不必完全抛弃常规行为」（151）。哈克质疑，但他不转化。他内心反对，但不外显违抗。第七型的这种行为要求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读作斯泰西·马戈利斯（Stacey Margolis）所批评的那种文本——「一种在缺乏恶意的情况下仍去想象责任归属的尝试」（331）。这部小说中的权威人物是腐败的，是残酷的。正如一句恰当的概括：这本书是「美国正典中最激进、最阴郁刻毒的书之一」，因为它把「去教堂的人描绘成虚伪、把他们的宗教描绘成愚蠢；把受尊敬的社群领袖描绘成残酷而不道德。书中最令人钦佩的人物惯于撒谎、偷窃和游手好闲」（Johnson 234-5）。

然而，读者绝不能把哈克·芬——连同他对痛苦的回避与他与一名「出逃」奴隶的结盟——看作一个榜样。依九型人格的语言，他那不健康的应对策略使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程中未能真正转化。尽管他并未明确地残忍（事实上，他在用响尾蛇对吉姆恶作剧、又在雾中走散却假装睡着之后，甚至深感懊悔！），哈克·芬仍须被看作与小说较暗主题之间有一种「非个人化的责任形式」（Margolis 337）。用一句对第七型行为的完美概括，简·斯迈利（Jane Smiley）断言：「哈克对吉姆怀有善意，爱他，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那就足够了。他并不真的必须依照自己的感受去行动」（63）。第七型、哈克、以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读者，都绝不能仅仅去寻求肤浅、积极的体验。因为，正是在与黑暗的角力、挑战与困难之中，真正的转化才会发生。

4　琼·路易丝·「斯库特」·芬奇：第八型挑战者

哈珀·李以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一段题词开始她这部美国经典《杀死一只知更鸟》，题词写道：「律师，我猜，也曾是孩子」（Lee ii）。人们可以读这段题词，并推断它的冲击力来自：那位以「斯库特」之名讲述自己童年的成年叙述者，长大后像她父亲一样成了律师。这并不牵强，因为她的哥哥杰姆（Jem）曾公开承认想当律师，而斯蒂芬妮·克劳福德小姐（Miss Stephanie Crawford）也曾拿斯库特长大要当律师打趣，惊呼：「哎呀……你都已经开始上法庭啦」（Lee 230）。然而，从更宽广的视角看，这段题词就道德发展而言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律师大量处理对与错、罪与无罪，且常常目睹或自愿参与到这两极的模糊之中。童年是孩子对是非的感知与理解得以形成的塑形时期。那么，李的题词或许是在断言：那些看似挑战或捍卫对错的人，也曾是几乎不曾接触过对错的孩子。九型人格中的第八型，比其他任何类型都更多地处理这些词。他们为自己、为自己所爱之人、为被压迫者寻求公正，并毫不懈怠地表达真相。第八型「以无畏、权力与力量为庇护，否认软弱与脆弱」（Chestnut 91）。第八型并非体格庞大或力大无穷的霸凌者；相反，他们能直面不义的风暴，并以决心去面对那风暴。由于斯库特长大后是否成为在法庭上直面不义的律师尚不可知，她的童年便是一份见证：见证她如何大胆面对故乡亚拉巴马州梅科姆（Maycomb, Alabama）的不义，以保护自己、她所爱之人以及弱者。

正如所有九型人格类型都有一种妨碍其成为真我的「阴影」之童年显现，第八型的童年模式恰好契合斯库特。据国际九型人格协会的创始理事唐·理查德·里索（Don Richard Riso）与拉斯·赫德森（Russ Hudson）所说，「第八型往往很快长大，生存议题对他们最为要紧」（291）。斯库特符合「很快长大」的一切定义：两岁丧母，读《莫比尔纪事报》（The Mobile Register），六岁时已在读「待颁行成法律的法案、洛伦佐·道的日记」，九岁时面对愤怒的暴民与一名醉酒的袭击者（Lee 18）。比阿特丽斯·切斯纳特也解释说，第八型往往是家中「最年幼、最小的孩子」（斯库特亦如此），且第八型「承担起一个更强大、更有力的人格面具，这帮助他们应对一个没有提供所需之爱、照料或保护的世界」（Chestnut 96）。父母一方已逝，另一方身兼镇上的律师与亚拉巴马州议会议员，斯库特的「爱、照料或保护」常常被留给她的哥哥（「他比我大四岁」，3）和卡波妮（Calpurnia），后者「手掌宽得像床板条，还硬一倍。她老是把我赶出厨房，问我为什么不能像杰姆那样规规矩矩，明知他比我大」（6）。这种被加速的童年，使像斯库特这样的第八型「把公正揽到自己手中，并以公正之名表达力量」——为他们自己，也为弱者（Chestnut 96）。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有大量边缘化的人，斯库特为他们发展出对公正的渴求，例如：

……真实的（布·拉德利〔Boo Radley〕）与虚构的（德古拉）法外之徒。除拉德利一家外，其他影响他们生活的古怪邻居，因在不同程度上游走在被接受的行为规范之外，还有莫迪小姐（Miss Maudie）——她因杜鹃花而被洗足派浸信会信徒痛骂，那些花是她对自然世界过度热爱的见证；以及杜博斯太太（Mrs. Dubose），一个吗啡成瘾者。（Johnson, "The Secret Courts…" 132）

约翰逊本还可以在她的名单上再加几个例子，比如像沃尔特·坎宁安（Walter Cunningham）家那样诚实、勤劳而贫穷的农民——当卡罗琳小姐（Miss Caroline）想硬塞给沃尔特一个两角五分硬币时，斯库特替他辩护，并告诉卡罗琳小姐她是在「羞辱他」，因为「他这辈子大概从没见过三个两角五分同时在一起」（Lee 20-21）。最后，斯库特对朋友迪尔（Dill）的保护当然也不应被忽视。当她的表弟弗朗西斯（Francis）嘲笑迪尔、叫他「那个小矮子」「没家的人——他只能在亲戚之间被传来传去」时，斯库特站出来为他辩护（82）。斯库特与第八型不会刻意去挑起争斗，也不会攻击弱者，但他们「愿意在必要时与他人对质或争斗」，而这反映在这样一种童年里：它使第八型比其他类型更早地暴露于世界的不义（Chestnut 97）。

李以成年人之身回望童年的叙事风格，进一步为把斯库特作为第八型分析提供了理由。由于类型在一生中不会改变，成年第八型斯库特讲述童年第八型斯库特的故事，仍凸显出贯穿她一生的「对公正的核心关切」。读者看到，无论是作为孩子还是如今作为成人，斯库特都渴望「纠正他人所犯的错误，并聚焦于公正与公平」（Chestnut 106）。在她对《杀死一只知更鸟》传统读法的批评中，珍妮弗·默里（Jennifer Murray）讨论了成年叙述者回望童年所产生的效果，她主张：

叙述者能够以成人话语与视角的全部广度去讲述……这总结性的声音无论如何都不能归给童年的斯库特；因此，叙述者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潜在的向导，引导我们去理解与诠释那些超出她童年自我之觉察的事件。（78）

成年者回望童年这一面向，增添了此前两篇所观察不到的、某一九型人格编号在「发展层级」（里索-赫德森量表）上的另一维度。盖茨比是三人中层级最低的，在九级发展层级的第八与第九级之间摇摆。哈克处于中等层级，在量表的第五与第六级之间移动。而斯库特则具备第八型健康层级的特质，既符合第二级所描述的「独立、掌控自己生活」的第八型，也具备第三级的标记：「承担挑战、以行动证明力量、保护他人并供养他们」（Riso and Hudson 296）。斯库特在其编号内较高的健康层级，或许可归因于一个更强的家庭单元，它促使她克服自己的不健康倾向；也可能归因于一个成年人的自然成熟——如默里所说，其「成人话语与视角的全部广度」比前两个例子更发展、更健康（78）。无论哪种，童年的斯库特与成年的斯库特，都由那些「自然保护他们『在意并感到负有责任的人』」的行动所定义（Chestnut 108）。

斯库特对所爱之人的防卫，最早始于第九章：她在校园里因塞西尔·雅各布斯（Cecil Jacobs）诋毁即将开庭的阿提克斯（Atticus）而与他打了起来。尽管阿提克斯曾要求斯库特「忍住」揍人的念头，斯库特仍坚持说：「塞西尔·雅各布斯让我忘了〔对阿提克斯的承诺〕」（Lee 74）。第八型——尤其像斯库特这样的孩子——「看不见、也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影响」，他们反应的即时性在他人看来可能显得伤人或不敏感。然而，斯库特作为第八型的健康层级之所以被培育，正因阿提克斯在她生命中的引领。他那种安静的领导促使斯库特「把头抬得高高的，把拳头放下来。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都别让他们挑起你的火。试着换个方式，用脑子去斗」（76）。这对一个第八型是无价的忠告，因为「他们可能相信自己凡事都对，或者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正在发生之事的正确诠释，即便他们未必完整或准确地看到了全部信息」（Chestnut 109）。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第八型，斯库特需要生命中有这样的引导，以便艰难时刻来临时，她可以倚靠阿提克斯的话，而非自己的拳头。她生命中的这种影响，使她后来在本章中能为自己的行为担责：在弗朗西斯没完没了地骚扰她、把阿提克斯叫作「爱黑鬼的家伙」之后，她坦白「我把指关节打裂到骨，打在他前牙上」（Lee 84）。斯库特揍弗朗西斯不是出于盲目的暴怒，而是出于不义。她没有推卸责任，而且只有在挨了杰克叔叔（Uncle Jack）的惩罚之后，她才承认自己真正的动机，那话听起来正像第八型会说的：「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意思，但弗朗西斯那样说——现在就告诉你一件事，杰克叔叔，如果我——我对着上帝发誓，我绝不许他坐在那儿说阿提克斯的坏话」（86）。无论作为当下那一刻的孩子，还是作为回望那一刻的成人，斯库特对这件事的重述都描绘出：她如何体现第八型「朝向保护与忠诚……以及〔表达〕为生命与他人服务的攻击性」的取向（Chestnut 113）。

这种面对不义的能力，也许使第八型与斯库特显得叛逆，但不应被看作攻击性的反叛。第八型「只是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不打算服从他人可能想在他们之上拥有的权威。相反，他们视自己为自己的权威，并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制定或打破规则」（Chestnut 105）。斯库特较有代表性的反叛例子之一，是杰姆决定违抗阿提克斯、在拦截前来私刑汤姆·鲁滨逊（Tom Robinson）的暴民时不离开监狱。当被命令回家时，杰姆不断摇头。当一个「魁梧的男人」揪住杰姆的衣领时，斯库特依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打破了规则——她「飞快地踢了那男人一脚」（Lee 152）。成年斯库特回想说，她「本打算踢他的小腿，但瞄得太高」（152）。她并非有意反叛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权威，也并非有意给被她踢的人造成极大肉体痛苦，但她对自己行为的辩解是愤怒而正当的：「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杰姆」（153）。当阿提克斯最后恳求杰姆把孩子们（斯库特与迪尔）带回家时，他遇到的是斯库特最后的反叛。她把人群当作一个个具体的男人来称呼，谈起他们的孩子，提醒他们的人性，事实上驱散了这群人的杀戮意图。她确认了自己对那些她认为正在伤害杰姆之人的「报复感」，但她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她同时也在对抗加诸汤姆·鲁滨逊的不义（Chestnut 106）。人们常认为第八型运作的是一种「开火、准备、瞄准」（Fire, ready, aim）的心态，而非「准备、瞄准、开火」。斯库特面对暴民那「开火、准备、瞄准」式的行动，使她直到当晚躺在床上之前，甚至都没意识到「那晚事件的全部意义」（Lee 156）。而尽管第八型或许会自然而然地回避这些脆弱的时刻，正是在这些时刻，他们才得以反思与成长。

斯库特保护弱者的最后一个例子，浓缩在她贯穿全书、想要看见布·拉德利的旅程中。尽管包括《南方季刊》的简·苏西娜（Jan Susina）在内的许多批评家主要从种族议题来评估《杀死一只知更鸟》，但以第八型的九型人格镜头来看这本书，会揭示斯库特不仅在为反抗社会不义而战，更在为一切边缘者——包括布·拉德利——发声。苏西娜解释说，「这部小说意在改变人们对种族的态度，而非推行关于种族的具体法律」，但人们很容易把「种族」去掉、换上「偏见」（65）。正如约翰逊在以法律术语分析《杀死一只知更鸟》时总结的，斯库特对布的最后保护揭示出：「法律被证明在另一层意义上仍不足够，因为有时为了实现公正，法律必须被逾越。境况必须高于荣誉；一个具体个人的需要必须优先于〔原文拼作 supercede〕原则」（"The Secret Courts…" 139）。布或许不是种族偏见的受害者，但他的生活数十年来一直遭受揣测与社会偏见。她为保护弱者而作的最后的「逾越法律」，不仅例证了第八型的特质，也揭示了斯库特如何改变了自己对一切边缘者的「态度」，而非「推行关于对错的具体法律」（Susina 65）。

挑战者，即九型人格中的第八型，会是很出色的律师。但正如哈珀·李引自查尔斯·兰姆的题词所暗示的，连律师——公正的捍卫者或挑战者——也曾是孩子，也曾发展出自己对是非的理解。斯库特不幸地通过她在小说中的经历，在很小的年纪就意识到「在她所归属、且必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表面之下，还潜伏着另一股可怕的力量，威胁着要把一切搅乱」（Johnson, "The Secret Courts…" 138）。即便斯库特从未长大到在法庭里直面不义，她也是在「芬奇家、法庭、学校和尤厄尔家」中看着不义长大的（132）。而对于第八型以及所有同样没有以律师为职业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读者来说，他们也必须像阿提克斯向斯库特所展示的那样，「把自己想成天真的孩子，如同我们都理解一切孩子都值得被爱、被照料、被保护——并且一切孩子都天生无邪」，同时向爱敞开，去照料并保护自己社群中的弱者，无论其种族、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或任何其他脆弱之处（Chestnut 133）。

5　结语：三中心、三种立场，以及为何如此

九型人格是一个古老却仍不广为人知的经典文学分析工具。如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以九型人格的镜头阅读文学，为人物分析开辟了崭新的视角。理解特定人物在九型人格类型上的运作方式，能拓宽我们对其行为、动机与发展的认识。然而，不止于此的是，把某个具体人物看作某一类型时，九型人格所谓的「三中心」（triads）与「三种立场」（stances）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三位人物——盖茨比、哈克与斯库特——分属三中心与三种立场。考察这三中心与立场，不仅有助于解释这些人物为何如此，也说明以九型人格解读文学为何有效。

九型人格由九种类型组成，它们被归入三个「中心」，分别对应三种情感处理的方式。依九型人格的传统，这三个中心即「身体／本能中心」（Body/Instinctive）、「心／情感中心」（Heart/Feeling）与「头／思维中心」（Head/Thinking），每个中心包含三种类型。「本能中心」包含第八、九、一型，关乎对本能的调节与保护性的界限，诸如愤怒、控制与攻击性等议题在此成为焦点。「情感中心」包含第二、三、四型，关乎自我形象、自尊与身份认同，涉及被喜爱、被认可与依恋等议题。「思维中心」包含第五、六、七型，关乎安全、焦虑与策略性思维，涉及恐惧、不确定性与如何应对焦虑等议题。

以九型人格的镜头分析文学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人类动机正可被归入这三个中心。文学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受到归属、保护、寻求安全与自我形象等需要所驱动。盖茨比属于情感中心，其身份认同依附于一个投射的形象；哈克属于思维中心，其焦虑（尤其是对痛苦、权威与不受控制的焦虑）通过分散注意力与寻求快乐来应对；斯库特属于本能中心，其力量与保护性的界限通过对抗不义与捍卫所爱之人来表达。观照三中心，使人看见：每个类型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解读世界，又如何回应它所感知的东西。

此外，三种「立场」——顺服（Compliant）、进攻（Aggressive）与退缩（Withdrawn）——各自包含三种类型，它们共享一种根本性的应对取向。顺服立场的类型（一、二、六型）倾向于顺从于自身之外、并要求自己与之协同的力（权威、他人、理念），通过服务、服从或忠实来应对；进攻（或称对抗）立场的类型（三、七、八型）倾向于迎向并移动于对立面之中，以推动自己前进、达成目标，并趋向自己想要的；退缩立场的类型（四、五、九型）倾向于从情境中抽身、向内退缩，去处理内在的心理过程，并渴望把自己的边界与外界隔开。

有趣的是，这三位人物不仅分属三中心，也分属三种立场。盖茨比是第三型，属进攻立场；哈克是第七型，也属进攻立场；斯库特是第八型，仍属进攻立场。既如此，考察他们在九种类型中相同立场里如何相互区别、又如何在中心上各异，便极具价值。事实上，这三位人物各自呈现了进攻立场之内在动力的一部分：进攻立场移动于对立面，以推动事物前进——第三种类型以自我的形象推动事物前进，第七型以自身的快乐推动，第八型以自身的力量推动。而在中心上，盖茨比（情感中心）以情感/心为中心，哈克（思维中心）以思维/头为中心，斯库特（本能中心）以本能/身为中心。这三位人物彼此是微妙的反照，每一面都映现出这一立场动力的一个不同方面。

这意味着：九型人格为文学分析提供的不仅仅是类型匹配游戏。它提供了对人物内心运作的真实洞察——它们的动机、它们的恐惧、它们的渴望。它也提供了对文学为何如此吸引人的一份解释：因为文学映照着我们自身的愿望、恐惧与需要。因此，理解文学可以是一条理解自我与他人的途径。正如小说家兼散文家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所写：「小说中的人物，若非作者本人的延伸……就是其他小说人物的延伸」（qtd. in Lodge 55）。福斯特这一观察在简易的性格理论之外，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人物是作者、现实与读者自身心理的融合。九型人格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我们为何以及如何阅读。它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以更深的共情去阅读，并在虚构人物身上认出我们自身的激情与固着、以及我们的健康与整合。

也正因如此，九型人格使阅读更具人性。当我们承认人物——以及我们自身——在对安全、归属与形象的需要上是被驱迫的，我们就发展出对他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共情。理解盖茨比、哈克与斯库特的类型，使他们不再只是纸上的角色，而成为一面镜子。既然九型人格能如此有效地照亮经典文学，它或许理应在此类讨论中与心理学的其他各家各派并肩获得一席之地——因为它既是一门古老的类型学，也是一门值得当代文学研究者倾听的、关于人性的学问。

参考文献

1. Alberti, John. "The Nigger Huck: Race, Identity, and the Teaching of Huckleberry Finn." College English, vol. 57, no. 8, 1995, pp. 919–93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378621.
2. Bercovitch, Sacvan. "Deadpan Huck: Or, What's Funny about Interpretation." The Kenyon Review, vol. 24, no. 3/4, 2002, pp. 90–134.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338379.
3. Chestnut, Beatrice. The Complete Enneagram. She Writes Press, 2013.
4. Cron, Ian Morgan and Suzanne Stabile. The Road Back to You. InterVarsity Press, 2016.
5. Dauber, Kenneth. "Realistically Speaking: Authorship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Beyond."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11, no. 2, 1999, pp. 378–39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90089.
6. Fitzgerald, F. Scott. The Great Gats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
7. Fitzsimons, C. J. and Jack Killen. "How Science Can Help to Solve the Enneagram's Credibility Problem." Enneagram Journal, vol. 6, no. 1, July 2013, pp. 5-26. EBSCOhost.
8. Ferguson, Stephen. "Authorship of The Great Gatsby Epigraph Revealed—Hollywood, 1939." Rare Book Collections at Princeton. 2013 May 10. www.blogs.princeton.edu/rarebooks/2013/05/hollywood-1939-giving-great/
9. Godden, Richard. "'The Great Gatsby': Glamor on the Tur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16, no. 3, 1982, pp. 343–371.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7554197.
10. Heuertz, Christopher L. The Sacred Enneagram. Zondervan, 2017.
11. Johnson, Claudia Durst. "The Secret Courts of Men's Hearts: Code and Law in Harper Lee's To Kill a Mockingbird."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vol. 19, no. 2, Autumn 1991, pp. 129-139. Project MUSE, https://doi.org/10.1353/saf.1991.0021
12. Johnson, Claudia Durst. Understanding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6.
13. Jones, Rhett S. "Nigger and Knowledge: White Double-Consciousness in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Mark Twain Journal, vol. 22, no. 2, 1984, pp. 28–3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1641250.
14. Lee, Harper. To Kill a Mockingbird. Warner Books, 1960.
15. Margolis, Stacey. "Huckleberry Finn; Or, Consequences." PMLA, vol. 116, no. 2, 2001, pp. 329–343.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63520.
16. Meehan, Adam. "Repetition, Race, and Desire in The Great Gatsb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37, no. 2, 2014, pp. 76–91.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0.2979/jmodelite.37.2.76.
17. Murray, Jennifer. "More Than One Way to (Mis)Read a Mockingbird." 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vol. 43, no. 1, 2010, pp. 75-91. Project MUSE, doi:10.1353/slj.2010.0008
18. Oosthuizen, G. Deon. "The Enneagram Map of the Human Psyche." Enneagram Journal, vol. 6, no. 1, July 2013, pp. 51-73. EBSCOhost.
19. Riso, Don Richard and Russ Hudson. The Wisdom of the Enneagram. Bantam Books, 1999.
20. Sharp, Phillip Mark. "A Factor Analytic Study of Three Enneagram Personality Inventories and the Vocational Preference Inventor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1994. Texas Tech University. http://hdl.handle.net/2346/61024
21. Smiley, Jane. "Say it Ain't So, Huck: Second Thoughts on Mark Twain's 'Masterpiece.'" Harper's Magazine. Jan. 1996: 61-67.
22. Stabile, Suzanne. "The Aggressive Stance." Life in the Trinity Ministry. MP3.
23. Susina, Jan. "Alabama Bound: Reading Harper Lee's To Kill a Mockingbird While Southern." Southern Quarterly, vol. 54, no. 3/4, Spring/Summer 2017, pp. 62–74. EBSCOhost.
24. Sutton, Anna. "'But is it real?'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Enneagram." Enneagram Journal, vol. 5, no. 1, July 2012, pp. 5-20. EBSCOhost.
25. Thomas, Gina. "Archetype and Imagery in the Enneagram." Enneagram Journal, vol. 3, no. 1, July 2010, pp. 59-78. EBSCOhost.
26. Twain, Mar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Glencoe/McGraw-Hill, 2000.
27. Vanderbilt, Kermit. "James, Fitzgerald, and the American Self-Image."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6, no. 2, 1965, pp. 289–304.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5087261.
28. Wagner, Jerome P. "A Descriptiv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of the Enneagram Personality Typology." Dissertations. Paper 2109. 1980. 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http://ecommons.luc.edu/luc/diss02109
29. Weinstein, Arnold. "Fiction as Greatness: The Case of Gatsby."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 19, no. 1, 1985, pp. 22–38.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345714.
30. "What is Depth Psychology?" The C.G. Jung Center. www.cgjungcenter.org/clinical-services/what-is-depth-psychology/.

原文出处：Rebekah E. Bell, Literature and the Enneagram: Applying the Ancient Typing System for New Perspectives on Classic Characters, 俄亥俄多明尼加大学（Ohio Dominican University）英语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12 月。中译：易境。

译者注：译文沿用本卷体例，类型编号一律作「第 N 型」，与原文所用的「a Three」「a Seven」「an Eight」等表述对应。术语处理：Enneagram 作「九型人格」；triads / intelligence centers 作「三中心」（本能/身体中心、情感/心中心、思维/头中心）；stances 作「立场」（顺服/进攻/退缩）；passion／fixation 作「激情／固着」；levels of development 作「发展层级」；persona 作「人格面具」；depth psychology 作「深度心理学」。原文含编号插图六幅（图1–图4 为九型人格符号与三中心示意、图5 为三中心示意、图6 为三种立场示意），译文依原文图注重绘为内联矢量图形（SVG），置于正文相应位置；原文无编号表格。参考文献（Works Cited）共 30 条，照录原题录格式，未作翻译。文中出现的作品名、期刊名与批评家姓名，均保留原文以便查考，人名首见处以括注给出英文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