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新阶段——《九型人格》对人物塑造的启示

文章基本信息

作者：毛克强、袁平（四川宜宾学院，四川宜宾 644000）。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第 172–177 页；中图分类号 I20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3926（2011）03-0172-06；收稿日期：2010-11-20，责任编辑：吴定勇。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 2007 年度项目（自筹）「当代长篇小说人塑造研究——以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毛克强（1957—），男，四川泸县人，四川宜宾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当代小说文化；袁平（1960—），女，四川隆昌人，宜宾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学论。

本文为中文论文转录，非译本。正文照录原刊第 172–177 页全文，含摘要、关键词、四节正文、1 幅图与 15 条参考文献，未作删节。原刊为双栏排版，本文改为单栏，栏序按「左栏读完接右栏」还原；标点依本站体例，数字与汉字之间统一留一空格。

摘要：作家韩少功尖锐地批评「当代文学病得不轻」。当代小说创作的沉疴在哪里？评论家和作家们总是囿于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和审美标准去进行创作与批评，没有以发展的眼光为小说的升华寻找出路。笔者以为，当代小说应当借鉴美国人类学家海伦·帕尔默《九型人格》中的人格分析方法，从人物的性格论和心理论跃升到人物整体塑造创作新阶段，开创文化人格塑造的小说人物塑造的新阶段。

关键词：当代小说；人物塑造；九型人格；文学理论

新世纪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新景象的到来。相反，近年来批评家和作家们检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时，总是持批评和悲观的态度。用作家韩少功的话说，是「当代文学病得不轻」。当代文学更多是以小说创作为代表，当代小说创作的沉疴在哪里？评论家和作家们总是囿于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和审美标准去进行创作与批评，没有以发展的眼光为小说的升华寻找出路。笔者认为，当代小说应当从人物的性格论和心理论中跃升到人物整体塑造的创作的新阶段，开创文化人格塑造的人物整体塑造的新天地。也即是说，当代小说创作应当借鉴美国人类学家海伦·帕尔默的《九型人格》对人格分析的方法，开拓当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的新途径。

一、当代小说创作的缺失

批评家和作家们在盘点近几年的小说创作时发现，新世纪的曙光并没有给当代文学带来靓丽的色彩，相反，整个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存在着倒退的趋势。小说创作代表着文学发展的主潮流，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高峰走线的标志。在讨论当代小说的创作时，很多人都感到了小说创作当前不进则退的局面和折腰媚俗、粗制滥造的严重倾向。

作家韩少功直批「当代文学病得不轻」，认为当前的小说创作是在旧梦中洄游，是整体的后退。^[1]孟繁华近来有两篇文章都是谈新世纪小说创作「向后看」和「守成」的倾向的，并提出了变小说为「大说」的观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要想争取读者，就必须重新回到『大说』——敢于对现实发言、敢于触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道路上来。」^[2]当代小说创作的后退或者叫回归，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和成绩的一面，但正如张颐武指出的，这种企图回归过去「辉煌」的期望，建构的是一种「『新文学』的『下降』史观」，而我们并不欢迎这种下降，「如何超越这种历史观，是『新世界文学』面对现实的历史选择。」^[3]小说创作的后退，无非是受阻或自身不能超越，在当今的文化氛围下，没有人为的力量在阻挡文学的发展；关键在于小说的创作不能自身超越创作的局限。

由于缺乏主流文化的构建，民族主体精神和传统文化人格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以致否定，新一代作家，即 70 后、80 后作家群体在文化的断裂时期，借助媒体的造势迅速崛起，折腰媚俗的作品充斥文坛。正是由于为金钱物质折腰，向世俗娱乐媚俗，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社会良知的严重缺失」，也就出现了像何西来先生所痛心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文艺作品丧失了道德的判断与要求，以书写隐私或展览个人隐私为能事，一味投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甚至等而下之，诲淫诲盗，或欣赏残酷，欣赏人性之恶，把作品作为泄欲的工具。」^[4]这就说明，当代人不仅面临生态环境的污染和退化，也经历着精神生态的严重退化，因此雷达在分析《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世纪文学的确面临「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5]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众多而重要的缺失？文学的作用和功能竟蜕化得如此低贱，文学的精神竟如此苍白？我们还是需要从小说自身创作来寻找原因。

文学主体精神的缺失，造成作品的粗制滥造。这些年来，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不谓不丰产，据统计每年都有一千多部长篇小说出版。但丰产并不等于丰收，用评论家的话来说是「繁」而不「荣」。李敬泽认为「中国一年一千部长篇，我看艺术上及格的不超过二十部，这二十部里的部分也就是及格而已。」^[6]陈骏涛也认为「一年有一千多部长篇小说（这还不包括网络长篇），但能够有 10 部给历史留下记忆就很不错了。」^[7]粗制滥造的背景是缺乏大手笔，正如有的批评家对近年来的「新写实」或「底层写作」潮流批评的，这类写作过于关注平庸琐屑，以玩赏、展示的审美态度欣赏小人物的玩世不恭、下作、粗俗、卑微、猥琐、丑陋的一面，而缺乏阔大的创作气度。为什么关注现实和底层生活会滑向琐屑、平庸？关键还是作家们缺乏对人物及其生活的整体把握。这个整体把握，就是孟繁华提出的：「大说」，即雷达提倡的「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就要求小说创作上升到对人物文化人格的塑造。

以上情况说明，新世纪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并没有伴随新世纪走向新的高地，而是滑向退守和平庸。评论家们分析了诸多原因：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留念过去辉煌的。我认为这些对当前文学病垢的影响都存在，但根子还在于小说创作自身需要升华。禅宗六祖慧能之所以能继承五祖大师的衣钵，就在于他悟到了「一切万法不离本性，自性能生万法」的禅的真谛。当代小说的发展，还得从自身的突围做起，发展小说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

二、超越典型性格的文化人格塑造

对当代小说创作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性格分析上，因此小说理论一直滞后于创作，不能对当代小说创作起到引领的作用。我们认为小说创作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从神话发端到传奇故事到现实主义的人物性格刻画到现代人物的心理描写，再到后现代的精神分析、意识流叙述，今天已经到了整体揭示和描写人物丰富的人性即文化人格的阶段。当代人已经不再是以某一种单一的性格面具或内心倾向出现在社会与作家面前，作家也不再以刻画典型性格为成功，优秀的小说作品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文化人格。

刘再复先生就曾经力图突破小说创作的长期的自我封闭，提出了「人物性格组合的二重原理」，从人物性格组合的丰富性上开拓小说创作的新途径。此前他对小说历史进化的一般轮廓有过梳理，认为世界和中国小说都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1）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2）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3）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展示阶段。」^[8]（P·33）但刘再复先生对小说三个阶段后的停滞状态是不满意的，认为对小说性格的刻画要勇于探索，主张从更丰富的性格和内心刻画上来塑造人物，因此提出了小说创作的新的美学原理：「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应当说这个原理的提出对 1980 年代后的小说创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尽管由于学潮的原因，这个原理的阐发被冷处理了，但后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确实打破了单一性格的垄断，走进了小说人物性格和内心刻画的丰富的画廊。

但是刘再复的复杂性格构成论仍然是立足于小说发展的第二第三阶段的，并没有升华到第四阶段，因此对于小说创作的指导也就与世纪同末。新世纪小说创作为何出现停滞的局面？就是缺乏创作理论的飞跃和引领，要使小说创作呈现新的局面，就要有理论创新和创作的新途径，就要努力使小说创作从性格化、内心化跃升到人格化，开创小说人物文化人格塑造新阶段。

小说创作在关注人物的整体性上，尽管关注者寥寥，但还是有个别学者已经有所论及。葛红兵提出：「小说是对当代生活的整体判断。每个人都有生活，有经验，缺的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质、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人生的性质的总体判断。」王鸿生也认为：「在我看来，一部长篇小说是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正因为现实生活经验零散了，我们才更需要文学把一个完整的世界还给人。」^[9]在小说世界中，人生的整体判断和完整的世界，是需要人物的整体塑造来展现的。人物的性格或者人物的内心都不是人物的整体，都只是人物文化人格构成的某一个方面，因此小说创作只停留在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的阶段，是不可能给读者提供人物的整体形象，也不可能提供对生活的整体判断和完整的世界的。雷达先生更是明确地提出：「我也希望有第四种叙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现当代传统资源下的叙事，而是把目光投向新的在乡村中诞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5]雷达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人物的整体和文化人格塑造的命题，这就是我们所要开拓的人物塑造的第四阶段。

优秀的小说不仅仅在于描写了人物性格的某些优点和缺点，也不仅仅在于揭示人物某些时候的内心世界，而在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以及人性的反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保尔·海泽说过：「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中篇小说，应当反映一种重大的人类命运。」伊弗·安德里奇说：「小说家写小说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人和人性。」^[10]写出人和人性，就是对人的整体形象的塑造，是对人的大手笔的描写，即莫言说的：「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11]人物的整体的外在和内在的表征，凝结为人物的文化人格。对人物的整体形象的塑造，可以概括为文化人格的塑造，这是小说发展的途径所在。

人格，是一个极难界定的心理学概念，黄希庭先生介绍说，奥尔波特对人格做过综述，考察了 50 个定义。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对人格心理学研究最为权威的应该是黄希庭先生，所以我采用他的说法：「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在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12]（P·8）可见，人格是人性构成的整体概念，是人的身心组织的总体显现。他是个体的，充分显示了文学的个性化原则；但它又是个体的整体性组织，不仅是性格或某种心理状态，是人的生命和灵魂的大书写。从大文化的视角，人格就是文化的产物，人格的形成就是文化熏陶的过程。文化人格，也就是文化所塑造的人格；以及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品质。

在今天，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趋于多层面和多元化，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所呈现于社会的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性的整体：品质、性格、气质、思想、感情、信仰、意识与无意识等，这些人性的构成元素是在文化的潜在影响和显形影响下形成的，是当今小说人物描写应当整体关注的内容。所以当代小说应当揭示和展现更丰富的人性，把性格刻画提升到文化人格塑造的高度。事实上现代优秀小说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文化人格塑造的范型，只不过我们的小说理论没有及早地重视和总结。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不是某一种性格能概括的，他身上体现出的人格元素，成为既无传统文化根底又仅只学到西方文化皮毛的所谓归国的知识分子的虚伪人格典型。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他身上表现出的丰富性，往往是批评家们很难用哪几种性格来说明的，他是国民性中劣质人性样板，即病态文化人格的典型。当代小说家如苏童、莫言、王朔等，他们对病态文化人格的关注也超越了性格刻画的人物塑造。当然，更全面自觉地把人物塑造提升到文化人格层面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

三、文化人格塑造的模型：九型人格的启示

许多中国心理学家都认为，西方心理学是把人格和性格混为一谈的。如黄希庭教授和沙莲香教授都认为，我国古代汉语中是没有「人格」一词的，现代汉语的人格一词来自于日语，而日语中的「人格」来自英语的「personality」一词的意译。英语的这个词又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指的是人的面具，演员的面具是性格化的，所以西方文化中，人格就常常等同于性格。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尽管古汉语没有人格一词，但中华文化人格坚实地存在，从治水的大禹到屈原到岳飞到文天祥到闻一多、朱自清，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是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彪炳青史。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人格与性格显然不是同义词，可以说中国心理学家对人格的界定更具有科学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伦·帕尔默著的《九型人格》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人格塑造的工具，使我们有了开阔的眼界来审视人类的人格类型，从而为塑造个体化的文化人格找到捷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译著中性格与人格常常相互使用，但从作者对性格类型的构成的研究来看，书中的「性格」对应为现代汉语的「人格」更为妥当。

《九型人格》把人类的人格类型分为有代表性的九类，编制了「九型人格类型图」：

对应作者对九型人格的构成研究，我们可以换位为中华文化人格的构成类型：1. 完美型人格；2. 奉献型人格；3. 实干型人格；4. 悲观浪漫型人格；5. 观察型人格；6. 多疑型人格；7. 享乐型人格；8. 保护型人格；9. 中和型人格。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是可以根据其人格的主导倾向寻找到对应的人格类型的。这就给小说人物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人物的整体模型，小说人物的塑造从人格模型内部的多元构成的刻画，以及从模型外部立体多维的扫描来塑造人物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人物就将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性的血肉丰满的整体人物形象。

需要比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小说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提升到文化人格塑造？前面交待过，批评家们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当代小说在精神的层面滑坡，在艺术的层面趋于守成和倒退，在现实的反映上热衷于琐屑、卑猥、平庸的描写；缺乏大气度、大精神、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的大家手笔。当代文学的目前状况有诸多原因，但从小说自身创作来寻找原因，也就是小说创作长期停留在对人物性格和心理（意识）描写的第二、第三阶段，长期关注的是人的某一个性或某种心理，而不是人的丰富的人性和人本身的整体性。大手笔首先是描写的对象——人物要「大」，才可能出现莫言所倡导的大胸怀。人物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和人的整体性，是在历史与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整合形成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身心组织，这个自我与个体的组织既具有相对的一致性（稳态性），又具有动态发展性。可见人格既是由具体的元素构成，又是一个宏观的整体。小说的文化人格塑造，就既有丰富的细节元素的细致精彩的描述，又有人格整体的呈现。而此前所讲的性格和心理，不过是人格构成的具体元素，所以根本不能与人格的展现相比美。

需要廓清的问题是：借助于「九型人格」的分类方法，会不会使小说人物的塑造落到类型化和概念化？我们且不说九型人格本身就是丰富的了，海伦·帕尔默的研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格发展的丰富系统，他在基本的「九型人格」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翼人格」的发展观点，认为：1.（上图）3-6-9 号角所代表的人格为核心人格，而位于这三个核心角两侧的邻角，被称为核心角的两翼，其人格是核心人格的变异类型，具有潜在的共同点。这个观点说明了每一类型人格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格类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包含的。2. 任何角的两翼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都会与中心角产生相互影响而形成变异的人格类型组。这个观点表明，相邻角之间的人格影响会产生变异的人格组合，形成新的人格类型。^[13]（P·27）以上观点说明「九型人格」是一个发展的人格类型系统，并不是简单的几种模式，所以是不会形成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和雷同化的。

借助于「九型人格」的方法来塑造人物，无非是给小说人物创造提供一个创造性的思路，我们同样也可以用其他人格研究与分类的途径来实现文化人格的塑造，可以说这是一条广阔的人物创造的新途径。

四、文化人格塑造分析：《白鹿原》中一组人格类型实例

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说是目前当代长篇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人格塑造的范例。小说中塑造成功的人物，如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都是作者着力在文化人格塑造上下了功夫的结果。而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形象较为模糊的人物，却是作者在性格层面展开刻画的人物。如果我们从传统文化人格的途径对小说人物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人物人格塑造的极大影响。但我们借助于九型人格的工具，更能从人格心理学的途径，更科学地探寻小说文化人格塑造的新途径。小说中的朱先生、白嘉轩和冷先生，对应九型人格分类，其基本文化人格类型都属于完美型人格。

我们对应海伦·帕尔默的研究，再结合人格的基本元素，得出完美型人格的如下特征：1. 在他们的高层思维层面，总是不满足于自身的作为和周围的现实，追求完美的境界，因此他们的信仰总是先满足于他人和社会，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思想决定他们的感受，因此他们的需要、动机和兴趣，也都是从抑制自我、服从需要出发的。2. 他们的情绪或情感世界，是由不满而产生的恼怒，包括自身和周围的不足，往往使他们产生憎恨或愤怒，所以他们的感情趋向不是温和的而往往是激烈的。3. 他们的价值观是完美的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坚持朴素的思想、善良美好的人性，坚持一切必须要靠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才能所得，坚守德行。4. 他们的性格和内在气度表现为工作勤劳、思想独立、有正义感，并坚信自己做的都是正确的；善于克己和改良自身，内心中随时在进行自我批评。

完美型人格也是有人格负面的，表现为：1. 完美型人格比较固执，只认定一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2. 他们不善于发现自身愤怒的情绪，所以个人情绪往往会发泄出来。3. 由于自我和内心的压抑，完美主义者可能会变成「双面人」，在不受约束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走向人格的对立面，既是传教士，又是小偷。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白嘉轩和冷先生，在基本的文化人格上，都属于完美型人格（即传统的理想人格）。作者是按照中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完美人格价值取向来塑造这些人物的。朱先生是关中大儒，饱读儒家诗书，深谙儒家文化，而且身体力行其儒家文化人格，被塬上的人们奉为一方「圣人」。他向往着用儒家文化来教化乡民，按照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来建设乡村社会，因此极力帮助白嘉轩制定「乡规」、「乡约」；他以天下为公，大义凛然说退几十万官兵，解民于水火；他清正廉洁，赈济灾民不贪一粒一黍；他率老先生「北上抗日」，气节可嘉。他也嫉恶如仇，毅然扶犁毁掉了妹夫白嘉轩的几亩罂粟，使原上的禁烟令令行禁止。可以说朱先生是作者在书中有意树立的儒家文化的完美人格的丰碑，正是在这座丰碑的感召下才有了白嘉轩和冷先生等人的追随和黑娃、白孝文等的改邪归正和立地成佛。

白嘉轩虽然读书不多，但他是在朱先生的影响下成长的，他的理想就是按照儒家伦理道德建立一个模范的宗法制乡村组织，作为一个族长，他为了实现理想挺直腰杆做人，交农具、建学校、修祠堂、立「乡约」、保乡民。他以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生存，以严厉的手段维护伦理道德风尚，以传统人生道路来约束子女。

冷先生在小说中也是以完美型人格出现的，他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但他在原上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平息白、鹿两家的纷争，倾家荡产救出鹿兆鹏等等的义举，充分展现了冷先生的人格魅力。

从完美型人格的特征和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的人格塑造的表现的对应，可以看出他们同属于一个人格类型。但为什么他们又各自形象鲜明，成为不同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模式？除了人格内部的元素丰富和各自呈现的程度不同以外，「两翼人格」的影响，也使他们成为不同的人格个体。在「九型人格」的九角星图中，完美型人格的两翼是奉献型人格和中和型人格，对应的是悲观浪漫型人格。朱先生偏向于奉献型人格，因此他为自己是大家的需要而骄傲，乐于奉献自己而不求回报，也不强求他人按照自己要求行事。冷先生偏向于中和型人格，因此在书中他多作为调解人的身份出现，他坚持做正确的事，做一个好人，同时也希望乡邻和睦，村里凡是需要调和的大事，都是由冷先生出面和解。

白嘉轩的人格构成就要更复杂一些。完美型人格对应的是悲观浪漫型人格。海伦·帕尔默人格构成的「三元法」认为，某一类人格在受到压力时，他的人格倾向就会朝对应的人格发展。白嘉轩与朱先生和冷先生不同，他的完美目标是建设一个模范的宗法家族的乡村社会，因此他承受着家庭和家族内部的压力，也承受着来自鹿子霖和田福贤以及社会变革等外部的压力，所以他的人格构成会转向悲观浪漫型的个体特征。在追求完美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是遥远的时候，其人格就会表现出抑郁沉闷，常常怀念失去的而嫉恨别人拥有的，甚至会将愤怒转向他人。白嘉轩在完美人格的基础上，同时也就具有了上述的悲观浪漫型人格特征。他虽然腰杆挺硬，但仍然被黑娃打折了腰，他在宗法道德伦理基础上建立的乡规、乡约，却被田小娥和自己的儿子白孝文践踏，曾经模范的白鹿村最终被社会动荡的「风搅雪」和瘟疫扫荡得一片衰败。白嘉轩这个没落的族长，最终衰老成一个佝偻着腰的贫农。所以说，白嘉轩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作者塑造的完美型与悲观浪漫型人格的复合个体。小说中的满口仁义和对人和善的白嘉轩，为什么用严刑惩治田小娥和白孝文，甚至打死了白狗蛋，这就在于他的人格构成的复杂因素中有将嫉恨和愤怒转移到他人的人格扭曲一面。这些人格负面还表现在白嘉轩的固执和守旧，他顽固地坚守着封建宗法制的道德伦理，只认定他们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是唯一正确的。他越是挚着追求建设一个民风纯正的礼仪之邦的乡村社会，越是极力维护封建宗法制下的道德伦理，就越是走近他的悲剧。白嘉轩的悲剧，是人格悲剧，正是传统文化铸就的人格，以及复杂人格的元素的力量的发展，构成了他悲剧的人生。

陈忠实在谈到《白鹿原》的创作体会时讲到，白嘉轩这个人物是他在访问老一辈人谈到他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于是，族长「这个人的秉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14]他再联想到县志上记载的《乡约》，在这个人物身上融灌进传统文化的血脉，并经过两年多的孕育，终于塑造出白嘉轩这个个体化的文化人格。从作家孕育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作家始终是从人物的整体构想、文化人格塑造出发，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徐兆寿先生在呼唤伟大的文学时，谈到中国当代伟大文学的标准，应该具有：对人类生存现状和精神追求的史诗性；对人类正面价值的弘扬；具有世界性、人类性；超我的精神启示；怀疑、追问、批判和回答当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对人性的新发现、新探索；独特的文本形式创造。^[15]这些伟大文学的属性，都是由「伟大的」人物塑造来实现的。所以，当代小说要跃进到伟大文学的行列，仅仅关注人的性格或心理局部是不可能塑造出「伟大的」人物的，也是难以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还是那句「自性能生万法」，当代小说只有走出人物刻画的自我封闭的局限，跃升到文化人格塑造的新阶段，才能有小说创作的万条通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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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忠实.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J]. 小说评论， 2007（4）.

[15] 徐兆寿. 论伟大文学的标准[J]. 小说评论， 2007（4）.

编者注

〔1〕原刊题名作「开创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新阶段——《九型人格》对人物塑造的启示」，副题破折号为原文排印。

〔2〕原刊基金项目名称作「当代长篇小说人塑造研究——以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人塑造」疑脱「物」字；「矛盾文学奖」系原刊如此（今通行名称为「茅盾文学奖」）。本文照录。

〔3〕原刊第 172 页页首印「文学 173」，第 174、176 页页首印「174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17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第 175、177 页页首印「文学 175」「文学 177」，均为原刊页眉版式信息，非正文内容，本文未收。

〔4〕原刊为双栏排版，第 5 页（176 页）左右栏文字在电子版文字层中交错错乱，本文依原刊版面试排图逐行核对还原，栏序为「左栏读完接右栏」。

〔5〕原刊第三节引述帕尔默观点时作「1.（上图）3—6—9 号角」，序号仅「1.」后带点、「2」「3」「4」后不带点；本文照录原刊标点体例，仅统一为本站的顿号与破折号规范形式。

〔6〕原刊正文引文中「海伦.帕尔默」「保尔.海泽」「伊弗.安德里奇」等外文人名中的间隔号，系原刊以半角句点排印；本文统一为「·」。

〔7〕原刊第二节「[8]（P·33）」、第三节「[12]（P·8）」与「[13]（P·27）」等处系对《九型人格》中译本的页码引用；本文照录。

〔8〕原刊第 177 页末行「收稿日期：2010-11-20 责任编辑 吴定勇」，本文未单列，已并入「文章基本信息」段。

〔9〕原刊参考文献 [10] 作者作「胡碟」，今通行作「胡迪」；本文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