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决策的结构

文章基本信息

本文原题为《发展决策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decision-making），作者卡索尔·M·布鲁哈（Cathal M. Brugha），任教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系。原载《欧洲运筹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第 104 卷（1998 年），第 77–92 页，PII S0377-2217(97)00248-8；1995 年 9 月 29 日收稿，1996 年 9 月 7 日录用。原文 16 页，含图 17 幅、参考文献 23 条；原刊未设编号表格，凡以表格形式呈现者亦编为图。

本文与作者同期发表的两篇论文构成一组：Brugha (1998a)《定性决策的结构》与 Brugha (1998b)《调适决策的结构》，分别刊于同一卷第 46–62 页与第 63–76 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处理「发展型决策」（development decision-making），并把前两篇的三分类扩展为九阶段。

编者按

编者按：先把话说清楚——这不是一篇九型人格研究论文。它是运筹学／管理决策领域的一篇理论建构文章，一九九八年刊于欧洲运筹学界的旗舰刊物。九型人格在全文只出现在第 6 节的后半（原刊第 91 页），约一页半，占全文不到一成。

那为什么收录？因为这一段对本站读者有别的用处。作者关心的不是「九型准不准」，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描述自身发展过程的那些体系，是否共享同一个底层结构？他把科学方法、系统开发生命周期、库伯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七宗罪、马斯洛需求层次、VALS 生活方式分类、荣格类型学、道德发展六阶段，以及九型人格，统统摊在一张 3×3 的格子上比对。九型人格在这张名单里是第七个例证，被他当作「九个类型确实存在」的一条经验旁证。

值得一读的地方有三处。其一，作者不客气地写下：分析九型人格的尝试「都失败了」（attempts have been made … to analyse the Enneagram but have failed），他给出的理由是九型的编号顺序有误、4 号位置错乱，因此无法从底层模式中提取通则。其二，他做了一件在九型文献里少见的事：把九型的「所回避之物」与「陷阱」两套描述，逐一压进 3×3 格子的九个位置，并公开说明自己是怎么一步步配适的——先配明显的，再配困难的，配不上的（1 号）留到最后。其三，他明确承认这种配适的证据力有限，只用「九型在全球许多地区、可能长达数千年地持续流行」作为「三乘三结构」的经验支持。

需要提醒读者的两点。第一，作者的论证方式是结构同构，不是效度检验：他看到九型的九个类型与他的九阶段模型在数目与顺序上大致吻合，便认为二者「共享同一结构」。这在方法论上是弱证据——把任意一组九项分类套进九个格子，总能找到某种配法；作者自己也不讳言 1 号「配对不明显」、4 号「位置不对」，而这类残余恰恰是同构论证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第二，他把荣格的四机能扩展为九种，把马斯洛的五层扩展为九层，把库伯勒-罗斯的五阶段扩展为九阶段——这是用模型去改写素材，而非用素材检验模型。读者若要把本文当作九型人格的「科学支持」，就读反了；它更像一份外部学者如何「使用」九型人格的样本。

阅读路径建议。只关心九型人格者，可从第 5 节「需求层次」读起，那里给出了本文的核心产物——人类活动的九层级序列（图 13）；再到第 6 节看荣格、思维类型与九型的接续（图 14–17）。但九型的编号为何被作者判定为「错位」，取决于第 3 节「内外向发展的结合」所建立的九阶段顺序——不读前文，第 6 节的配适过程会显得随意。译者因此保留全部六节，未作压缩。

翻译取舍。其一，原文公理编号接续前两篇论文，自 19 号起（原文脚注 1 专门说明此事），译文照旧，不重新编号；其二，原文 17 幅图全部重绘，图内中英对照，英文按原刊大小写排印；其三，正文中的「法则学」（nomology）、「身体层／心理层／灵性层」（somatic / psychic / pneumatic）等术语，译者加了注，见文末「译注」；其四，参考文献 24 条照录英文原貌，未译。

摘要

本文提出一套用于分析管理中的发展型决策的系统。其结构建立在若干简单问题的二分答案之上：应当做什么？应当在何处做？由此产生四种一般活动：提议、感知、牵引与推动，它们是循环中的各个相位。当决策持有者作为参与者主观地卷入其中时，便出现发展型决策；此时牵引活动不发生。本文表明，发展型决策或为内向、或为外向。内向决策对应于承诺的三个层级：身体层、心理层、灵性层；外向决策对应于确信（逐渐被说服）的三个层级：技术、涉及他人（他人）、情境。当决策同时包含两者时，外向决策嵌套于内向决策之内，从而形成九种行为、或曰与某一问题相处／处理该问题的九个阶段。本文给出了支持性经验证据，即那些部分或完全吻合九阶段模型的体系，包括科学方法、系统开发生命周期、库伯勒-罗斯与宗教传统中的个人发展诸阶段、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九型人格，以及荣格的人格类型学。这些体系在通用系统的语境中被重构与补全。

© 1998 Elsevier Science B.V.

关键词：决策理论；哲学；管理学；系统；营销；法则学

1　引言

原则 1　一般而言，决策过程是不变的，并且更可能是简单的而非复杂的。

本文是对另一篇文章（Brugha, 1998a）的延伸，那篇文章讨论定性决策的结构。其中提出了下列原则与公理。¹

原则 2　在任何文化中，都应当存在一种自然语言，它包含某个法则系统（nomological system，即基于心灵之法则的科学）的概念。

原则 3　某一动态过程的不同方面，将由彼此相似的词语来描述；词语之间的差异，对应于概念之间的差异。

公理 1　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结构不明显、又无法用标准定量技术求解的决策问题时，他们会试图通过提出简单问题，把问题分解为自己所熟悉的若干维度，以此加以分析。

公理 2　问题解决者组织这类问题之答案的自然方式，是二分法，即答案为「要么……要么……」的问题。

公理 3　第一个二分法关乎「应当做什么」。如果我们对应当做什么相对不清楚，就会聚焦于谋划（planning）这一方面；如果总体上我们对应当走的方向比较清楚，就会聚焦于落实（putting）这一方面。

公理 4　任何涉及定性决策的系统，都内在地倾向于在全部相关二分之间寻求平衡。

公理 5　第二个二分法关乎「应当在何处做」。我们是要在某个特定场所做某件事——例如在公司或组织的某个部门花钱做项目、改组某个机构——还是更关注涉及其中的人，就应当做什么达成一致、或者激励参与者？

公理 6　由于所提的关键问题彼此独立，答案也应各自独立地寻得平衡。

公理 7　基于不同维度之二分组合的活动，在决策实践中具有意义与重要性。场所之内的谋划活动称为「提议」（proposition）；人与人之间的谋划，对应于形成一种「感知」（perception）；在人与人之间把方案付诸实施，是「牵引」（pull）活动；而「推动」（push）则描述把方案的其余方面落实到场所之中的活动。

公理 8　谋划始于场所、然后转向人；落实始于人、然后回到场所。

公理 9　第三个二分法关乎「谁持有问题」。若持有者不是决策参与者，则其卷入主要是客观性质的，他或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与问题有距离；若持有者就是决策参与者，则其卷入更具主观性，此时他或她无法就「未处理该问题」对自己施加负罪感。

公理 10　在主观决策中，牵引活动变得不相干。

公理 11　在主观决策中，各相位对应于一个发展过程的各个层级。

公理 12　在客观决策中，各项活动与相位是一个调适过程的组成部分。

概括而言，第一篇文章（Brugha, 1998a）表明：当问题涉及由决策者本人来完成的发展时，决策者倾向于把问题拆解为三类一般活动。这些活动、或曰行为类别，各自本身都重要，并且遵循一个自然的次序。基本的各项发展活动，以及与之对应的感受与层级，见图 1。与「由决策者本人发展」相对的另一种做法，是「调适」——即向某个不受决策者控制的、外在的现实调适。第二篇文章（Brugha, 1998b）更细致地考察了调适型决策，把第一篇文章提出的四个一般类别扩展为八个具体类别，后者又细分为十六种过程。该文还增补了若干条公理，这些公理只与调适型决策相关。此外还增补了下述法则学原则。

原则 4　法则系统可以通过置于通用系统的语境中来评价与解释。

本文与第二篇论文走的是平行路线：它更细致地考察发展型决策。第一篇文章所述的三类一般发展决策类别或相位，在此被扩展为九个具体类别、或曰九个阶段。

2　外向型发展

第一篇文章（Brugha, 1998a）已经表明，发展型决策的基础在于决策者本人对该过程的主观卷入。其后果是：决策持有者无法「牵引」决策参与者（即制定者），因为两者本是同一个实体——于是四类一般活动相位中少了一个。

第一篇文章描述过一类情境：发展型决策高度卷入、且与个人成长相关，其中包括一幅画作、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诸相位。在那里，决策过程被看作穿行于三个层级：身体层、心理层与灵性层。

发展的另一种形式，是决策者本人并不深度卷入决策的产出。这适用于以下情形：决策者对于某个想法或项目拥有完全的个人控制或责任，却能以某种方式把该事项外在化。这一区分引出决策者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它与调适型决策中引出公理 13 的那个问题相类（Brugha, 1998b）。

公理 19　第四个二分法关乎「应当采用哪一种聚焦」。就发展型决策而言，这变成：我们应当聚焦于内向发展，还是外向发展？

让我们考察外向型发展决策的辨识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它与个人成长的关联相对较少；因此，其中的概念在智性上更有趣，在个人意义上却没那么要紧。关键区别在于：内向决策是就某个项目发展承诺（commitment），外向决策则是就与项目相关的某个想法或议题发展确信（conviction，即逐渐被说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公理 11）它按层级推进；这一点对内向与外向同样适用。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唯一的差别是视角。例如，内向者为自身、或为自己的项目感到的恐惧，在外向一侧被替换为「转移到对象或想法之上」的恐惧。

外向型发展的第一项活动基于场所之内的谋划（见图 1），对应于考虑一个新想法。最初的自然感受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个想法，于是投身于尽可能多地弄清它。任何提案或建议「可以做什么」的边界，最初由问题的技术方面所决定；要完成这个阶段，就得把所有技术方面都考虑进来。因此，正如身体方面（自身的能力与所有物）限制了一个人自身的发展，问题的技术约束也阻止人把问题或情境发展到「可行」之外。两者必须适用同一种现实感，因为聚焦的不同（外向或内向）对中立的观察者并无差别。

外向型发展的第二项活动与「与人一起的谋划」相关，是评估这个想法。此时的感受是对可能受影响者的担忧，或者换个说法，是对「别人怎么看你的想法」的担忧。于是目标一方面是保护人，另一方面是保护想法不受人干扰。当然，在外向情形中，「人」指的是他人。凡技术上可行者，现在都必须被评估：看它对可能相关的、或许想维护自身利益的他人而言，可接受程度如何。这对应于内向一侧的心理方面，差别在于：在外向情形中，人感兴趣的是他人的心理。无论你想发展什么想法或计划，它们都会受制于其他行动者或他人所允许、所认为可接受的范围。这未必意味着他人有多大的直接控制，更多是间接的：在评估想法时，人可能想援引他人的智慧或经验。

外向型发展的第三项活动对应于「落实到场所之中」，即判断这个想法的价值，也就是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在这个阶段，感受是一种悔意：不得不做出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所愿的选择。情形很像决策已经基本做出、此刻正在被复核，甚至被追忆。决策者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以便做出好的判断。聚焦点在于处理整个情境。在谋划的循环中，人先考虑了自己（技术）的想法，再依据他人可能的看法加以评估，现在则完成整个过程。人在外向意义上所能发展到的极限，最终取决于情境。这对应于内向一侧的灵性方面，差别在于：在外向情形中，人希望把一个更好的情境带入存在。

与外向型发展相对应的活动、感受、目标与层级，汇总于图 2。

这种三分的外向决策结构是为人熟知的。已知最早的考察见于柏拉图的著作（Cornford, 1945, pp. 129, 130），他提到灵魂的三个部分：一个人渴了，于是考虑喝水；评估了这个想法之后他改了主意，因为喝水对他不利；而他最终「不喝」的判断，来自第三个「意气」（spirited）元素。纽曼（Newman，见 Grave, 1989）把这些想法更正式地发展为一套良心神学。他提出，良心（p. 27）「不止是人的自我」。良心的发育遵循前文描述过的三阶段过程（Brugha, 1998a）：提议来自自身；随后人发展出感知，其中包括考虑他人——含教会与国家——的看法；但最终有一个「权威的指令」、「一种义务与责任之感」、「一种正当行为之感」（Grave, 1989, p. 60），促使人依良心行事。可以说，人的良心推动人依照自己的判断行动，而这些判断只能在每个具体情境中最终确定。朗纳根（Lonergan, 1968, p. 432）详细讨论了潜能（potency）、形式（form）与行动（act）：潜能经由智性地模式化的经验而被认识，形式在其相互关系中而被理解，行动则通过做出合理的判断而被认识。因此，公理 11 的下述延伸必须被接受：

公理 20　外向型决策通过技术层、他人取向层与情境层的递进，增加对某事物的确信。

上文已表明，内向决策与外向决策互为镜像。因此，第一篇文章的结论可以并入如下：

公理 21　内向型决策通过身体层、心理层与灵性层的递进，增加对某事物的承诺。

3　内外向发展的结合

上文已看到，内向决策在一个循环中经由三个承诺层级而发展：身体层、心理层与灵性层。这三个层级各自充当一种阈值，发展活动在其中发生。与之相关的内向感受——恐惧、焦虑与怨恨——可以通过走完外向的各阶段（疑虑、担忧、悔意）而得到处理。在每一个内向层级（相位）上，决策者都经历一个「就正在发生之事逐渐被说服」的过程，方式是走完技术、他人相关与情境三类阶段。于是可以得出结论：

公理 22　当决策同时包含两方面时，外向决策嵌套于内向决策之内，从而形成九种行为、或曰与某一问题相处／处理该问题的九个阶段。

这九项活动构成一个序列，每项活动在「发展确信与发展承诺」上各有其要求。判断每项活动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引出又一个二分法，它与调适型决策中的公理 16 相平行。

公理 23　第五个发展二分法考察的是：在任一活动之内，聚焦于权力的增长是否恰当，抑或应聚焦于对权力的控制，以便在解决问题时确保全部活动之间的必要平衡与推进。

九阶段循环的证据，来自那些经验丰富、发展强度很高的情境。一个著名例子是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ystems Development Life Cycle），它是系统分析与设计中的标准概念。Whitten 等人（1989）给出九个阶段（见图 3）。他们的讨论、以及一个建房子的例子，都清楚地显示了各阶段之间的差异。阶段之间的重叠是受鼓励的，尤其在存在互动之处，例如新系统的设计与硬件软件的采购之间。就作者的授课经验而言，参照本文所述的结构来解释每个阶段，十分有用。例如「研究」阶段强调的是现行系统中存在的身体的、即可触可测的方面，同时也聚焦于最终用户。

构造决策支持系统时也出现类似的循环，见 Turban（1990, p. 160）的例子。在其循环中，第 4 至第 6 阶段的次序未作规定，而第 9 阶段被拆成两个。科学方法的诸阶段（图 4）与管理科学的问题解决进路（图 5），是另外两个常用的循环（Dennis and Dennis, 1991）。

这样的发展系统，在处理运筹学中出现的非结构化问题时非常有用。Checkland（1981）的「软」系统思维方法论（图 6）是一个著名例子。

如第一篇文章（Brugha, 1998a）所示，发展过程的另一个例证来源在灵性领域。用「自我」而非「技术」来描述第一项外向标准，是灵性发展与经营管理发展之间最大的区别因素。具体说来，主要与自身相关的个人发展诸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心智的技术方面。Borst（1979）给出九个「默观阶段」（图 7）。为保持一致，它们应当被称为阶段；而且其中一个阶段本身就叫「默观」。它们显然对应于在不同阶段上恰当的回应；因此，把它们称为回应的阶段、或诸回应，似乎更可取。相应地，主祷文也有其阶段（图 8），即适合辅助每一种回应的具体祷文。例如在圣经传统中，上帝的名等同于他的人格或存在；因此，思想上帝、思想造物的奇妙，有助于人放松并静默。

4　系统的重构与补全

有两个彼此关系密切的体系：七宗罪（Komonchak et al., 1987）与库伯勒-罗斯的临终五阶段（Kubler-Ross, 1969），后者曾被用作「医治记忆」的诸阶段（Linn, 1977）。七宗「首要」罪（恶习）是：傲慢、愤怒、贪婪、淫欲、暴食、妒羡与懒惰。临终五阶段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与接受。依第一条法则学原则（Brugha, 1998a），有理由认为：九阶段的发展循环对人类经验的全部方面都是同一个循环。因此，那唯一一套通用系统应当适用于从管理到宗教的一系列发展型情境。若如此，则七宗罪少了两种，临终阶段少了四个。此外，两个体系在「愤怒」一词的用法上存在冲突，在「接受」一词（用于临终阶段与回应阶段）上也有冲突。于是提出下述法则学原则是合乎逻辑的：

原则 5　法则系统可以通过置于通用系统的语境之中，而被解构、重构与补全。

让我们先看七宗罪，看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嵌入九个阶段。这是一个分类问题，所用的思路类似于运筹学中的指派问题。从外向分类入手较容易：傲慢与他人相关；愤怒关乎情境；贪婪是「为自己求取东西」；淫欲与他人有关。暴食、妒羡与懒惰则不那么明显。接着作内向分类，所依的假设是它们确实能嵌入九个阶段。至此有两项与他人相关：傲慢与淫欲。其中傲慢更像一个身体层的概念（以自己的所有物、权力、国家等为傲），淫欲则更多关联心理问题。第三种办法是按相似性归类：贪婪与暴食相似于淫欲，而淫欲已被判定为心理类型，因此它们也应当是心理类型。这就迫使暴食落到情境类型上，而这看来是合理的：若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不快乐，他或她可能会在过度饮酒、进食等之中寻求慰藉。那么愤怒必定是身体层的，例如由于失去某项所有物或某个地位的威胁所致。这样，七宗罪便如图 9 所分类。

妒羡看来是贪婪的一种发展，但更多落在「存在」这一面，因此应归入第七阶段。最后，懒惰看来既不与身体层相关、也不与情境相关，倒有些近于傲慢：「凭什么别人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依据排除法并对剩余项加以考虑，它应落在第八阶段、即交付阶段（见图 3）。²这就在第 1 与第 9 阶段留下空缺，我们稍后再考虑。

依照第一条法则学原则（Brugha, 1998a），让我们把库伯勒-罗斯（1969）的临终诸阶段推广为「与任何情境相处的诸阶段」。很容易看出，下述五个体系——诸罪、相处诸阶段、系统开发诸活动、回应诸阶段、诸祷文——分别覆盖发展系统的不同方面，而且大体上从负面立场走向正面立场。把五个体系相互叠加，有两点变得清楚：那些不完整（不足九阶段）的体系，其空缺具有何种性质；以及五个体系各自的特有性格。这些可以用来填补空缺，并在必要时重新界定某些术语。作为指导方针，我们应首先考虑改动那些较不完整、基础较不牢靠的体系。因此，让我们从「相处诸阶段」入手，只在必要时才作改动。

显然，否认（denial）落在第二阶段。傲慢使人无法克服否认、进入研究阶段，从而达至觉察。在第三阶段，「愤怒」出现了两次。愤怒似乎是个语气很强的词，更适合七宗罪。因此，让我们提议用「心烦」（upset）这个说法：它也很贴合哀伤的情境，但看来是强度较低的反应，或许更适合某些情绪色彩较淡的相处情境。人通过界定自己的问题、并向其存在降服，来克服心烦。第一个心理阶段的名称是讨价还价（bargaining）：人试图回避「自己对解决问题负有责任」这一事实；表现为寻找捷径，或夸大其词地请求支持与补偿——凡此皆是为了不必面对那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无论多么不适，人都应当选出正确的路。这是第一个焦虑阶段；因此可以理解，人们会觉得自己无力应对、理不清自己的问题。贪婪在此也贴合：人希望拥有大量资源，好让问题容易解决。祷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恰当地提示：只求当日够用。第二个心理、即焦虑阶段是抑郁。这代表循环中的最低点。与之对应的发展阶段是设计，即就新系统将如何被使用而为其添上血肉。即便你可能已经花了数周，与公司中现行系统的用户交谈、研究其现行系统、并与他们确认新近界定的想法，到了设计阶段仍会有意外：错误的假设、过度的简化。然而，做出简单假设、拟定规则、再与最终用户核对，本就是设计工作的一部分。以悔改与饶恕作为帮助人走过抑郁的手段，是恰当的。抑郁的一个核心方面是责备，不论责备自己还是责备他人；而饶恕自己有时比饶恕他人更难。与之对应的「罪」是淫欲，传统上它只与性相关；更准确地说，它应被描述为「试图取得对他人的支配权，以替代承认失败之责」。与其说「罪」，我更愿意用「抗拒之灵」（resisting spirit）这个说法，因为它更好地表达了那些妨碍人处理每个阶段的活动。

库伯勒-罗斯的下一个（也是最后的）阶段是接受，而「接受」一词已被用作博斯特的回应阶段之一。因此，仍需为第六个相处阶段找一个比「接受」更好的词，并依原则 5 为其后三个阶段找合适的词。（这样就留下第一个相处阶段待后文界定。）系统开发的下一个阶段是采购（acquisition），它是主要的承诺点之一：涉及资金，且不能回头。默观是把决策的后果一直考虑到未来的行为。我们需要一个相处类的词：其正面回应是默观，负面回应是暴食。暴食指纵容口腹之欲（通常以食物或酒精），以钝化感官，从而回避「必须为行动负责」这一不可避免之事。合适的第六个相处阶段是惰性（inertia），即「相对确定该做什么、却动弹不得」之感。

下一个相处阶段是三个灵性阶段中的第一个，它位于妒羡这一负面回应与「领受」这一正面回应之间。系统开发的这一阶段是构建（construction），例如为某个项目编写计算机软件的阶段。领受（receiving）是个很有灵性意味的词，指获得一种洞见：认识到「该由你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是恰当的。与之相对的是妒羡，那是一种「想成为别人」的强烈感受。显然，嫉妒（jealousy）就是内容相近、位置居间的相处类词：它是一种「相比于那些似乎资源充沛、问题很少的人，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且资源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感受。

第八个阶段位于负面一侧的懒惰与正面一侧的代求（寻求帮助）之间，例如当人把发展的成果交付给最终用户之时。同样，在情绪或相处的维度上取懒惰与代求的中点，得到一个如顺从（compliance）这样的相处阶段。为最后一个阶段完成这一过程要稍难一些，因为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抗拒之灵（七宗罪）。但我们可以越过顺从，走向「与任何发展过程相处」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回应是赞美与感恩。热忱（enthusiasm）看来是个合适的相处阶段。相应地，忘恩（ingratitude）应当是一种抗拒之灵：人的常见毛病是——为处理某个问题费了大力气、得到许多帮助，到最后却毫无庆祝与完成之感。这样只剩下第一个抗拒之灵尚未界定。依照此前的同一模式，「对问题干脆懒得作任何回应」这种感觉，即自满（complacency），看来是正确的。综述见图 10 与图 11。

5　需求层次

马斯洛（1987, p. xii）的需求层次显然是一个发展过程，应当可以转换为九个阶段。这一概念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因此，依原则 1 至 3，人们应当期待这样的层次能用简单、相似而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差异则由两个维度上的位置（低、中、高）来特定化。这些需求通常表述为：生理、安全、爱、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它们嵌入结构的方式如图 12 所示。

第一项建议的改动与身体层有关：界定一种「安全」需求，它具体地与他人相关，但又与生理需求相似。设想一个原始社会，最初的活动是狩猎与采集，即提供食物与遮蔽。下一个明显的需求是结成群体，以提供对抗他人威胁的保护，即政治。这是社会的基础；在此之上，人才能发展出满足更长期需求的能力，例如为不同情境作准备。因此，在身体层上应当有一个与另外两者（生理与政治）都不同的阶段，其聚焦点是「建立应对各种不同潜在情境的能力」。例子包括：发展更有效生产的方法与技术，以及储存货物以「备不时之需」。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家庭，一旦达到某种政治安全水平，其通常的关切就是在经济层上发展。

三个心理层级的名称，在外向意义上应与前三个相似，但带上心理的面向。若沿用同一社会发展路径：当一个人有了某种经济安全——过去称之为「前程」——下一个自然的阶段就是社交、建立关系、考虑成家：即马斯洛的归属与爱的需求。「爱」这个词用在此处太宽泛，而且已被使用过（见 Brugha, 1998a）。更严格的界定会提示：这个阶段处理的是人的社会需求，它把心理面向与「自我」视角结合起来。这个过程类似于数学中的归纳法。要得到「心理且他人」层级的词，我们需要把「政治的」投射到心理层上，也就是抽去身体、可触的面向；同时把「社会的」扩展到「与他人相处」的面向，也就是抽去自我的面向。唯一符合这一配方、又与其余诸词相似的词是文化，即人们在心理层上相互交往、并向他人传递感知的那一套规则。这契合马斯洛对「尊重」一词的用法——当然，尊重必须在文化的语境中才能确定。

马斯洛没有为第三个心理阶段提供词。它对应于感受的层级、即对自己处境之感知的层级。当人沿需求层次向上发展时，会有一种「目标变成约束」的感觉。若一个人的身体层需求未得满足，他对心理层的兴趣就较少；若前四个层级都已满足、且个人处境安定，他就会想在文化上发展，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尊重。于是这暂时成为目标。一个人可能已经走到「不为工作、职业或家庭担忧」的地步，却仍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下一个层级，就是在情感层上达成这种满足或幸福——那是心理层的顶点。

Hillman（1989, p. 114）提出，马斯洛值得我们感谢，因为他重新引入了「灵气」（pneuma）。马斯洛后期的工作大多关于自我实现；事实上，他在晚年（Maslow, 1971）提出了「自我超越」这一概念，作为有别于自我实现的灵性概念。灵性对应于「在发展中推逼自己」这一面向。第一篇文章（Brugha, 1998a）用艺术概念来描述灵气的性质，即把自身存在的诸方面带入创作一幅画的过程。艺术层级描述的是「由自己把某物带入存在（使之实现）」这一面向。把它与他人相关联，意味着把聚焦从自身的存在转向他人的存在，即做某种创造性的（或曰灵性的）事来帮助他人——这是真正宗教的目标。宗教上的不宽容，反映的是向文化层负面面向的下坠；宗教上的偏执与歧视亦然，只是发生在政治层上。对这类层级加以分类的好处之一是：它能让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宗教层级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关乎控制或规则，而关乎在他人的本质中把人建造起来。灵性层的最后一个层级，在外向意义上越过宗教，在内向意义上越过情感。它是神秘层，关乎一个人的存在与不同情境之间的互动。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神秘主义者——那些向往人类存在之最高层级的人。神秘层与马斯洛的「自我超越」十分契合。

意识到这样一个系统，还有一个好处：很容易看出神秘层对每个人都是可及的，而不只是对那些终其一生都试图活在该层级的人可及。综述见图 13。

这九个层级符合本节开头所述的诸原则。从纯粹主义的角度，人们会希望每个词都有相同的词尾「-al」；语言的发展使这不可能，例如「economical」如今带有「节省、避免浪费」的意味。

把它称为「需求层次」也应当受到质疑。当整个集合被看到时，它更像是一个发展活动的层级序列，建立在三个主要台地之上：对应于身体层的需求、对应于心理层的偏好、对应于灵性层的价值。「层次」（hierarchy）一词似乎带有过多的政治意味，应以较不严格的「序列」（sequence）取代。诸词确有重叠，其意义是人可以有宗教需求或政治价值。不过总体而言，身体层的问题通常被理解为需求，聚焦于约束、发展障碍，以及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冲突；灵性层与之对照的聚焦则是价值、目标与共同旨趣的寻求——这已被表明（Keeney, 1992）是通往健康决策的途径。中间那一组以心理为基础的决策，通常被视为个人偏好占优先地位的领域。

本文的主旨并不是修订马斯洛或库伯勒-罗斯的体系，而是为「九阶段或九层级」的结构提供辩护。VALS 类型学（Mitchell, 1991）基于一个 1600 名美国人的全国概率样本。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因为它显示出九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而这些生活方式与人类活动的层级序列十分接近、且次序相同（图 13）。从最低层开始，他们有「需求驱动群」，其中包含「维持者」与「求生者」，恰好对应于我们的生理层与政治层。他们下一组是「外向导向群」，共三种，其中第一种「归属者」大体相当于我们的经济类型。归属者（p. 197）「为来年作计划；他们使消费与收入相称」。外向导向群的第二种「仿效者」也大体对应我们的社会类型：「他们比任何其他生活方式群体都更受他人价值观的影响」（p. 198）。「外向导向群」的最后一类是「成就者」，非常清楚地就是对应的文化类型：他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处境，然后努力守护它；他们在文化之内如何被尊重，对他们很重要。

VALS 的下一组包含三种「内向导向群」，其中第一种「我是我」显然就是对应的情感类型。下一组「体验者」则「往往是适应微妙与细微差别的艺术型人物」（p. 202）。体验者与艺术层级之间的联系，在下文讨论人格类型时会得到进一步确认。VALS 对这一组第三种「社会自觉型」的描述，与上文对宗教类型的描述密切相关：「多数人试图过一种保存、保护、疗愈的生活」（p. 204）。VALS 最后一组「内外向混合导向群」包含「整合型」。他们的描述与神秘层相合，即「这样的人似乎具有某种内在的完整性、某种深核般的确定性，令人尊重、钦佩，有时敬畏，且常常令人爱戴」（p. 205）。

另一个颇为不同的例证是道德发展六阶段（Goolsby and Hunt, 1992, Table 1, p. 57）。它进一步显示了阶段与层级之间的联系——下文将会看到，这种联系一直延伸到人格类型。表明这些体系彼此平行的证据，是对「只存在一种底层结构」这一假设的额外支持。他们的第一阶段对应于政治层：避免破坏那些以惩罚为后盾的规则。用图 13 所述层级的术语来看，后面几个阶段显示出相当的一致性。经济阶段有：追求自身利益，并让他人也能如此。社会阶段有：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文化阶段有：系统的观点得到维持。道德发展六阶段中的前两个被称为「前习俗」，次两个为「习俗」，最后两个为「后习俗」；其中第五个与情感阶段的对应略弱，最后一个则相当清楚地对应于整个灵性相位：个人在决策中尊重一切人的尊严，并对信念怀有个人的承诺。

6　人格类型

本世纪（20 世纪）在心理类型研究上的伟大开创者是荣格（Jung, 1971）。他的思想如何发展，在其《全集》第 6 卷中有清楚的记述——从他 1916 年前后最初研究这个题目，到 1936 年他对此的最后思考。本质上，他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大变化。四种定向机能——思维、情感、感觉、直觉——各有其内向版本与外向版本（1971, pp. 6, 553）。他把感觉与直觉称为「非理性机能，因为它们只关心发生了什么，以及实际的或潜在的现实。思维与情感作为辨别性的机能，是理性的」。1936 年（1971, p. 554）他提出：意志与记忆未被包含在「四种定向机能」之内，而「分化为四」本质上是「一个经验性的后果」。他把直觉与感觉的关系，描述为类似于情感与思维的关系。图 14 给出了一个纳入这些观点的模型。请注意：在内向一侧，意动或意志的面向被排除；在外向一侧，记忆或悔意的面向被排除。（关于悔意，见第 2 节论外向型发展处。）

若把荣格的「经验性后果」理解为「观察病人之间的差异」对其模型所生的影响，那么就能理解他为何给出一个 2×2、而非本文所提出的 3×3 的表。我愿推测：他最初注意到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依赖直觉者，以及依感官回应者（即感觉型）。随后他注意到另有两类人存在，一类近于直觉但更理性，另一类之于感觉亦然。这两类新类型之间的差异，看来类似于直觉与感觉之间的差异。接着，我要提出：他给这些新类型起了「情感」与「思维」这样非常宽泛的名字，因为它们在性格上比与之对照的直觉与感觉更为宽泛。因此，这些更宽泛的类型应当被重构。于是我提议沿用上一节的同一模式，但从「直觉」与「感觉」这两个词出发，扩展至完整的九个，结果见图 15。

第一次扩展是内向地在「自我」维度上，从直觉经感觉到体验。这清楚地代表了在自我卷入之内对承诺的发展。（亦见上文 VALS 的体验者群体。）外向地离开自我、进入「他人」维度，直觉自然就成为一种「辨识」活动，即人从他人与情境中寻找模式，以确认自己的直觉。再向外向方向延伸，人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关于思维的型别划分，也对应于一个人思想（在此情形中即其确信）之发展的阶段序列（见公理 20）。在身体层上，当确信发展到最充分时，人达到「相信某物存在或为真」的阶段。信念也对应于身体层上「信仰」这一总体回应（见 Brugha, 1998a）。

与文化活动层级相合（见图 13）的一个相似词是「学习」。这可以描述为：发展在感官层上辨识模式的能力。人可以把它延伸到「信赖自己的本能或感受」的地步——这个词与「希望」相配，正如「相信」与「信仰」相配。聚焦于与他人相关的面向，很容易看出：人从辨识与他人行为有关的模式，到对他或她有所了解，最终到理解对方。与「神秘」一词的情形有些类似，这一组由最完整的词来收尾——人所能用来描述完全承诺与确信的最完整说法，即「体认」某个情境的真相。

荣格提出，定向机能类型各有内向与外向的版本；我则主张，这些应当被称为「思维类型」。这将导致 18 种不同类型之可能。让我们考察一个人具有某种特定人格类型的起源或基本原因。它产生于其自我观（内向型）或世界观（外向型）上的扭曲。由此我们得到：

公理 24　内向经验与外向经验各自独立地对人格类型发生影响；因此，九种基本人格类型各有基于「外向—内向」这一维度的变体。

因此，一个人的类型可能在内向上更强、在外向上较弱；而且，随着人的发展、处境的变化，这种平衡可以改变，而基本人格类型不变。

据称，人格类型的研究可上溯至约十世纪的苏菲神秘主义者，甚至可能远至公元前 2500 年。他们把自己的体系称为「九型」（Enneagram），因为它建立在九种人格类型之上；每一型被赋予 1 至 9 之间的一个编号。他们认为这套体系是秘密知识，应当小心守护。关于它在本世纪的发展与普及，见 Riso（1987）的完整记述。如今，九型人格工作坊在西方世界很常见，其教学方式不是分析的，而是长篇描述九型的特征。人们做过分析的尝试（例如 Riso, 1987, Ch. 14），但都失败了。对九型之描述的研究（Riso, 1987; Beesing et al., 1984; Metz et al., 1987）显示，这些类型的特征与图 10、11、13、15 所述的特征之间存在相关。关于每一型的信息，其简要汇总见图 16——它表示九型各自希望回避的事物；以及图 17——它表示九型可能陷入的独特陷阱或「错误观念」（据 Beesing et al., 1984）。九型的编号可以用与上文处理七宗罪相同的方法，与九个层级相配。这意味着我们先配较明显的，再配较困难的，如下所述。

三个情境类型配起来很容易：失败／效率对应于经济层，希望回避痛苦、拥有一个理想世界对应于情感层，回避冲突以及自贬倾向对应于神秘层。当聚焦在他人时，配对也相当容易：需求与服务反映政治旨趣，越轨与安全强调文化，回避软弱与作为正义的寻求者则带有宗教意涵。在自我取向的诸类型中，艺术型的特征是回避平庸、渴求本真。社会型的配对，最好放在「贪婪」这一抗拒之灵的语境中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回避空虚、求知若渴相合。这样就剩下第一型，其配对并不明显。

九型的编号与活动的次序并不完全吻合。具体说来，九型的 4 号位置不对。对九个类型之次序作一更正，应有助于分析九型体系。九型的建议往往并不透明；发展决策的结构应有助于澄清并简化这些建议。例如，它可以被拆分为内向发展建议、外向发展建议与一般（九阶段）发展建议。由于九型编号次序有误，依据底层模式来评估通则一直很困难；尤其是，一直无法把外向型别与内向型别区分开来。若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么参加九型工作坊的人，本会更容易去处理那些最初导致人格扭曲的形塑性影响。尽管如此，九型人格在全球许多地区的存在与持续流行——或许已历数千年——仍是「人格类型具有三乘三结构」的进一步经验证据。

原文脚注

¹　为便于读者查阅，公理将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编号，而不按各篇论文分别编号。因此，本文纳入的第一条新公理是公理 19。

²　语言不常使用所带来的一个困难是：词义可能随时间被扭曲或丢失。「懒惰」来自 sloth 一词，而 slow 一词则被用作 lazy 或 sluggish 的同义语。本文所发展的这类进路，好处之一是它有助于更精确地界定语言。在此情形中，「懒惰的」（slothful）获得了下述细微含义：在与他人一起交付某项发展时行动迟缓。

译注

〔1〕nomology　法则学。作者自创的学科名，由希腊语 nomos（法则）与 logos（学）合成，指「关于心灵之法则的科学」。本文所说的「法则系统」（nomological system），指的是依据这套法则推演出来的分类体系，与「法律体系」无关。

〔2〕somatic / psychic / pneumatic　身体层／心理层／灵性层。pneuma 在希腊语中意为「气、呼吸、灵」，故译为「灵性层」。请注意：这三个词与九型人格常用的「本能中心／情感中心／思考中心」不是同一套三分，切勿对应。作者的「身体层」指可触可测之物（身体、所有物、金钱、硬件），「心理层」指情感与人际，「灵性层」指意义、价值与超越。

〔3〕proposition / perception / pull / push　提议／感知／牵引／推动。四者是同一个循环的四个相位：在场所中谋划出「提议」，在人与人之间谋划出「感知」，把人拉入行动即「牵引」，把方案落实到场所即「推动」。在本文所处理的主观决策（决策者本人就是问题持有者）中，「牵引」不发生，因为无人可拉——故只有三个相位。

〔4〕in place / with people　在场所中／与人一起。「场所」（place）既指物理位置，也指组织中的部门、岗位、预算科目等「可定位之物」；与它相对的「人」则指关系、共识与动机。原文的图 1、图 2 用同一套折线表示这两支。

〔5〕公理编号。本文公理自 19 号起，是因为作者把它与同期的两篇论文（Brugha, 1998a、1998b）当作一个整体编号，见原文脚注 1。译文保留原编号，读者不必去寻找缺失的第 13 至 18 条——它们在另两篇论文中。

〔6〕图 1、图 2 的读法。左侧折线的两个左向支分别是「谋划」与「落实」，三条右向箭臂分别指向三行：谋划在场所中→提议，谋划与人一起→感知，落实在场所中→推动。图 2 处理外向型发展，故每一行多出「目标」一列（投入／保护／观察）。

〔7〕图 12 中的方括号。「［安全］」一项在原文中即加方括号，表示这是作者在马斯洛原表之外增补的需求，而非马斯洛本人所列。

〔8〕「七宗罪少两种、临终五阶段少四个」。这是作者依据自己的九阶段模型所作的推论，不是宗教传统或临终关怀研究中的公认结论。作者随即用「补全」的方式把它们填满，这属于理论建构，读者宜作如是观。

〔9〕envy 与 jealousy。原文对两者作了严格区分：envy（译作「妒羡」）是七宗罪之一，指「想成为别人」；jealousy（译作「嫉妒」）是第七个相处阶段，指「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资源不足以解决问题」。中文口语常混用二者，此处按原文分译。

〔10〕九型人格部分的三个要点。其一，作者所用的「回避」与「陷阱」两套描述出自 Beesing 等人（1984）与 Metz 等人（1987），属天主教灵修脉络的九型诠释，与 Riso（1987）的九型图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作者把两套并置使用。其二，他判定九型的编号次序有误，4 号「位置不对」，理由见第 6 节末段——但他的判据是自己的九阶段顺序，属循环论证，读者需自行判断。其三，把九个类型压进 3×3 格子的过程（先配明显的、再配困难的、1 号留到最后且承认「不明显」），是典型的事后配适，只能说明「可以这样排列」，不能说明「本来就是这样」。

〔11〕图 16、图 17 中编号的排布。两图的读序是：身体层 1、2、3；心理层 5、6、7；灵性层 4、8、9。这与九型圆环上 1 至 9 的顺序不同，是作者按「身体／心理／灵性 × 自我／他人／情境」重排的结果——4 号被他移到灵性层自我位，这正是他所说「4 号错位」的具体表现。读者若对照九型的标准圆环，会发现这一重排把原来的相邻关系打散了。

〔12〕参考文献中的 Mitchell 条。原文该条在「In: Enis. B, Cox, K,」之后直接跳到「7th ed.」，中间明显有脱漏（应为 Enis 与 Cox 所编《Marketing Classics》一书）。此处照录原貌，未作补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