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形态最美：本质、目的论与九型人格

文章基本信息

本文是马里奥·西科拉（Mario Sikora）发表于国际九型人格协会（IEA）会刊 The Enneagram Journal（2013年7月号，第91–108页）的中文翻译。文章针对九型人格教学中两个根基性哲学预设——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与目的论（teleology）——提出批评，并给出替代视角：方法论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原载 PDF 附有版权声明，仅供个人学习使用。

译名说明（依《九型人格核心术语的翻译之困与解》）

本文论证的核心正是「本质」（Essence）与「目的论」，故译文严格采用该文确立的译名体系，不另造新词：

体（Essence）一切回归最终所立之处 · 原（Divine Forms）本体之九重神圣结构，一切所根之处 · 理（Divine Principles）真理的运作法则，是所依之处 · 明（Holy Ideas，实相洞见）脑中心之回归 · 惑（Passion，情绪习性）心中心之错位 · 纯（Holy Virtues，纯粹品质）心中心之回归 · 断（Conviction，直觉判断）腹中心之错位 · 然（Holy Actions，本然反应）腹中心之回归 · 执（Fixation，执念）脑中心之错位。

需特别说明：神圣法则（理）与神圣形式（原）同属伊察佐原体系，纳兰霍体系未将其纳入；本文作者西科拉亦批评柏拉图式本体论，故译文在提及此二者时均保留其体系归属，不作提升。

导言

人们常说九型人格植根于古老的智慧传统，而这些根源常被举为九型人格之所以是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有力系统的理由之一。然而，传统九型人格教学背后的一些哲学预设，正面临来自更现代的哲学与科学的重大挑战。本文将检视其中两项：本质主义（相信事物——包括人——具有一种本质，而本质是该物的根本属性）与目的论（相信设计与目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我将说明这两种观点在哲学与科学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个我认为不仅能避开这些问题、还能增强我们对九型人格以及它所触及的人性层面的理解的替代视角：方法论自然主义。

我希望本文能成为九型人格社群中一场对话的开端，并鼓励任何有意参与者在国际九型人格协会（IEA）的在线杂志《Nine Points Magazine》（www.ninepointsmagazine.org）上，就本文或其中的想法提供反馈与批评。

本质主义

在《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中，欧内斯特·海明威写到造访 Sylvia Beach 的巴黎书店「莎士比亚与公司」，腋下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劳伦斯和屠格涅夫的书走出来。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海明威迷，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巴黎时把这家店列为必到之地，打算夹着同样几位作家的书出来，以向我的文学偶像致敬。可惜左岸那家逼仄的书店里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劳伦斯。不过我到底买到了一本 Signet Classics 版的小开本《父与子》（屠格涅夫），如今安然躺在我家书房小说区的「海明威」书架上。这一册还没读（在费城旧书店我另买了一本用来读），但依然被我珍藏着。当我把它拿在手里，它会激起我难以言说的情绪。我把它安全地放在高层书架上，让孩子们够不着；若它有个什么闪失，我会心碎难当。而我在费城买的那一本，说到底只值我付的两美元。从逻辑上讲，我知道我的珍宝不过是一本平装书，与这本书成千上万的其他副本毫无二致。可在情感上，这本书却感觉具有某种内在 品质，使它有别于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完全相同的那一个副本。

这也许看起来不理性，但我猜读者也有类似的物件能唤起相应的情绪反应。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事实上是这种倾向——依据理性之外的因素赋予事物价值；我们假定它们具有某种「本质」属性，那些属性我们看不见、也说不清，却真心相信它们就在那里。

我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们都是「直觉的本体论者」；也就是说，我们都倾向于相信事物具有某种内在的、属于「本质」的品质。理解本质主义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天赋的、直觉的、「朴素」的本体主义，它是我们从进化遗产中继承而来的一种认知能力；二是以柏拉图为根基的哲学本体主义，认为本质属性是现实的构成性成分，而本质理念或形式存在于另一个 realm（领域）之中。

正如认知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所言，小孩在很小的年纪就是「就是「到处都看见核心属性的本质论者。他们认为内部有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很难说得清楚。」（Hood 2009, p.146）这种朴素的直觉本体主义是一种认知能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让我们能把事物归类——比如桌子是桌子而不是椅子。我们也许无法真正界定椅子与桌子究竟有何不同（不妨试试，没有任何定义是完全充分的），但我们直觉地相信，存在某种「椅-ness」使椅子成为椅子而非桌子。我们的本体论观塑造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这种朴素的本体主义进而导出「生物学本质主义」：相信一个物种的本质随时间保持不变；猫就是猫，狗就是狗，它们各自因自身的本质而成为它们自己。

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Blackburn 2006, pp.95-102）认为，经验的世界是虚幻的，因为唯有永恒不变者方能为真，而经验世界处于流变之中，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过时的。因此，必须存在某个「形式界」或「理念界」，其中含有一件事物的完美版本，而所有其他版本都是原初版本的不完美反映。这些理念不仅适用于物理实体，也适用于数学以及美、真、正义等品质。于是，我们这个 realm 中存在的所有猫都是「理想之猫」的不完美变体，所有三角形都是「理想三角形」的不完美形式，而人性中本质性的面向，则是存在于某个其他 realm 之中的理想面向的反映。

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后，生物学本质主义遇到了问题：在进化的光照下，「猫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这一想法是不可思议的。

在达尔文指出生物物种随时间改变的方式（随机突变与自然选择）之前，认为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是合理的……

本质与九型人格

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对九型人格早期的發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九型人格圈子里，人们常常区分「人格」（personality）与「本质」（essence），宣称存在一个「真实」自我和一个「虚假」自我，并主张成长之路在于减少我们对小我的执着，回到或记起我们的本质。阿尔玛斯（Almaas）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个人的「本质」（Almaas 1988, p.36）；里索与赫德森（Riso & Hudson）说那是神圣的火花（或非个人的本质）（Riso and Hudson 1999, p.27）；戴维斯（Davis）补充说我们睡去于真实本性，与本质的诸面向失去联系（Davis 1999, p.96）。九型人格帮助我们理解导致这种失去联系的动力学，指出回归之路，并协助我们记起自己「真实的灵性本质」（Riso and Hudson 1999 p.28）。

这些关于本质（多层的）的观念源自柏拉图——他写下了关于理念或形式的思考，而奥斯卡·伊察佐在构建九型人格思想时接纳了这一概念（Ichazo 1991）。

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Plotinus）、《九章集》（The Enneads）的作者，受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很快会回到他）的影响并拓展了柏拉图的思想。他谈论「太一」（the One），即一切现实不可言说的源头，它与「理智」（Intellect）和「灵魂」（Soul）共同构成「神性的三头政治」（Stokes 2002, p.43）。太一超越一切存在与非存在，它非意向性、不可概念化，它是一切所是的源头，而不只是所有所是的总和。在试图解释此类概念时，难处总在于语言不足以捕捉不可言说之物，因而必须大量依赖隐喻与「直接知觉」。普罗提诺所面对的难处，至今仍在困扰柏拉图视角：本体是不可分的，但若要谈论它，就必须把它切分成块（至少在语言上如此）。于是我们最终只能用按定义就不充分的术语，来谈论一个整体的各个离散面向。比如阿尔玛斯这样写道：

本质的每一个面向都是一个柏拉图形式，永恒而原初地就是其自身。爱永远而永恒地是爱，和平是爱，喜悦是爱，智慧是爱，依此类推。每一个都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不可能演化，也不可能退化。它不可能被污染，也不可能被改进。（Almaas 2004, p.136）

伊察佐在阿尔玛斯《统一之面：神圣理念的九型人格》（Facets of Unity: The Enneagram of Holy Ideas）的序言中很清楚地表明，神圣理念的概念植根于新柏拉图主义：

神圣理念须被设想为神圣太一与神圣理智[普罗提诺的「太一」与「理智」]投射的九道光芒；当它们同在时，圆满 fullness［即神圣品质或力量之圆满］及其原初的、自然的、未生的与不死的状态便得以揭示与实现。（Almaas 1998, p.viii）

为传达这些柏拉图式的观念，这些作者还使用「临在」（Presence）、「存在」（Being）、「灵」（Spirit）与「魂」（Soul）等词，它们看起来是一个交织整体的离散品质（很像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观念，而后者同样深受普罗提诺影响）。作为促使成长的隐喻，这些词或许很奏效；但若我们相信它们真的作为柏拉图式理念存在于某个其他 realm，问题就出现了。

诚然，将本质主义应用于人性时，它比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学本质主义更为微妙。主张人性具有内在的面向，这既简单也（大体）准确；但我们必须谨慎，不可声称那些面向在真正柏拉图式的意义上是永恒的、存在于某个其他 realm 之中。我们确实有一些内在的局限与能力。我们的身体能力与属性在一定范围内受限（例如我们无法不借助工具飞行，也无法在水下呼吸），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有某种爱或利他能力；但把人性中的任何面向视为真正柏拉图式的——完美的、永恒的、「未生的」——在哲学上无法成立，理由与生物学本质主义不成立时相同：人类是从本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非人类演化而来；柏拉图认为形式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人性的面向不可能是柏拉图形式。（我们很快会回到这条推理线。）

有人也许会问：这真的重要吗？把柏拉图的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来，是吹毛求疵吗？

我认为这确实重要。九型人格文献中对「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的强调，可以被解读为与佛教中某些进路相似——例如认为我们本来就已具备完整成型的佛性，只需剥落以自我为中心的条件作用便可开悟（公允地说，并非所有佛教徒都持此看法，其他传统的诸多老师也作出过同类断言）。例如艾伦·瓦茨（Alan Watts）谈到过「佛性婴儿」（Kegan 2002），即我们人人都在婴儿期拥有、随后与之疏离的那种开悟状态。按瓦茨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

老实说，绝非易事，而是要超越我们的条件作用，让我们的「真实」、已开悟的自然全然涌现。如凯根（Kegan）所指出的，这一看法错在把主观状态当成了客观状态：即便涉及我们所谓更高的品质，也仍有一种成熟化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发生（Kegan 2002）。即便在灵性工作中，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犯下「朴素佛性婴儿」或「真实自我／虚假自我」错误的人，相信更高状态先验地、完整地存在，因而可能真的困在发展的某个阶段里，以为自己的情感冲动就代表开悟。我听人们在九型人格聚会上谈论这个：说「本质」正等着被记起，只要我们能杀死、 压制掉、哪怕只是「澄清」小我，本质就会以其一切最高形式浮现出来。肯·威尔伯（Ken Wilber）对这种思路有个很好的说法，称之为「前／超越谬误」（pre/trans fallacy）。（ReVision 3[2]，重印于 Wilber 1998, p.153）威尔伯是在纠正自己思想中的错误时提出这一概念的：

要点恰恰在于，这种浪漫主义看法依赖于这样一个观念：婴儿沉浸于一种实际的神意识或完全临在的根基中，而它随后在生命头一两年内的某个时刻被压抑掉。但若前自我结构本身并非就是神，这条看法就完全讲不通，也没有任何发展上的有效性，因为正是两岁孩子对神意识的压抑，驱动了此后的发展图式。若婴儿自我最初的存在并未完全与神意识或根基意识相连，这一发展观就彻底崩塌了。（Wilber 1998, p. 153. 原文着重）

「前／超越谬误」是这样一种错误：相信通过回归某种更原初的东西，我们就等于回归了某种更「真实」或以某种方式更「高」的东西。换句话说，有些发展阶段是前理性的（即不成熟、不精细、未发展的），另一些则是超越理性的（即经养护、已发展、经推理而得的）。这正是凯根所区分的、婴儿那种朴素而主观但仍未受条件作用的状态，与禅师那种客观而未经条件作用的状态之间的差别（Kegan 2002）。婴儿并不是一个忘记了自己开悟状态、需要重新找回的开悟者；婴儿仅仅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小大人。

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说明犯下前／超越谬误会带来什么问题：相信我们的直觉或情感代表某种「更高真理」，而实际上它们有时只是我们不成熟或发展不足的结果。人们也许无法区分不成熟的情感与经过艰苦灵性和心理工作才成熟的情感，也无法区分朴素直觉（例如基于认知偏见的「本能感觉」）与经长期修炼发展出来的专家直觉。未能作出这一区分，会导致一个后现代的「平地」，在那里「我的真理」等于「你的真理」，并且没有什么是「不真」的。遗憾的是，当没有什么是不真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是真的。

此外，犯下前／超越谬误还会使人仅仅因为某个古代「认识方式」古老就拥抱它；把所谓的秘传知识浪漫化，而事实往往是：古代社会只是以其当时拥有的技术尽力而为，与现代的能力和洞见相差甚远。未能意识到科学、哲学与一般知识的进步已经使某些传统做法变得过时、甚至已证明那些做法有多危险，就会使人困在一个在情感上颇具吸引力、却实为倒退的伊甸幻象里。（同样，仅仅因为一个观念古老就否定它也是错误的；所有观念，无论古今，都需要凭其自身价值来衡量。）

尽管阿尔玛斯引用了柏拉图式理念，他似乎在其《本质》一书中避开了前／超越谬误的陷阱，他写道：

婴儿的本质并不具有成人本质体验的那种浩大、深度与丰富。它总体上更轻，在某种意义上更稀释。（Almaas 1986, p. 84）

因此，阿尔玛斯暗示本质并非完整形成或成熟的；但在阿尔玛斯那本书的导言中谈到神圣理念时，伊察佐却说它们处于「原初的、自然的、未生的与不死的状态」（Almaas 1998, p.viii）。我常听人们谈论本质或神圣理念时，他们似乎被这些多种多样的描述弄糊涂了，并困在前／超越谬误里，以为只要在小我上下了功夫，本质就会完整地涌现出来。当老师们在这里把人性中这些品质称作柏拉图式的、暗示着先验的完美与完整，另一处又说它们并未充分发展时，这确实令人困惑。这似乎是试图既坚持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又承认那些似乎与该立场相冲突的实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放下柏拉图形式，不再把它当作九型人格理论的根基，而采取一种更自然主义的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在本体问题上与他老师柏拉图的观点分道扬镳。他相信，虽然「某些形而上学范畴——如数量、质量、实体与关系——适用于描述一切现象」（Stokes 2002, p.12），但没有任何单一的哲学原理能够解释一切现象，每一实体或范畴都需要由它自己的公理与原理来理解。

亚里士多德还相信万物都有某种终极目的（telos），每个实体——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目的而存在于世（Stokes 2002 p.12）。例如人的目的是推理，因此我们应当努力推理得好。这里的含义是，telos 是隐含而预先决定的；若要与世界有效互动，我们就必须弄清世界中事物的目的。这自然导向了一种关于宇宙的目的论视角——我们以及宇宙中其他一切都在实现某种预定的终极目的，或者在这一观点更近期的版本中，我们正与某种超自然力量进行某种创造性的共演化，并朝着一个可预测或已确定的方向前进。目的论的含义是，它假定了一种可预测的固定性；也就是说，进化所走的方向可能是可以知道的。

目的论在阿尔玛斯的著作中处处可见。例如：

显然，执念关乎一个盲点：看不见存在一个普遍的计划，存在一种拥有自身动量、自身方向、自身计划的演化；我们不需要去干预它。若我们能看见这一点，那么无论做什么，只是让自己信任当下、身处当下，这就是神圣工作。（Almaas 1998, p.163）

另一种略有不同的目的论取法，近来正主要因肯·威尔伯与「整合」运动对九型人格社群中许多人的影响而渗入九型人格教学。威尔伯提出宇宙中有某种创造性的力量在推动演化向前。威尔伯称那股力量为「Eros」（爱欲），并写道：

那股驱力——换个名字就是 Eros——鉴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演化事实，似乎是一个完全现实的结论。我们不妨说，Eros 构成的宇宙有充分的餘地。（Wilber 2006着重处有增补, p.236）

此外，苏珊·罗兹（Susan Rhodes）基于她自己对威尔伯著作的解读，在《The Enneagram Monthly》页面上提出了一个针对九型人格的「整合进路」，并主张从科学上讲，采取一种目的论视角是站得住脚的（Rhodes 2013, p.19）。

遗憾的是，为支持他对「Eros」的信念，威尔伯似乎误解了生物演化的「事实」，从理论中推断出并不存在的缺口，并插入一股目的论力量来填补它们。我要花点篇幅探讨这一对科学的明显误解，重点放在威尔伯身上，因为他在九型人格世界（乃至更广的世界）里对这条思路的影响极大，而许多其他人也在科学上犯着同样的错误。

但首先，这为什么重要？

重要在于，正如对本质一样，是否接受目的论力量这一概念，会塑造我们看待九型人格的方式，也塑造我们开展自我工作的方式，因此我们在做假设时必须谨慎。说「我相信X，并计划据此安排我的人生」，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再加上「科学支持我对X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应当看待九型人格的方式」，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确保科学确实支持那个信念，而不是继续若无其事地断言下去。特别地，九型人格老师有责任确保：他们从可证明之事推演到推测之事时，若要让这些推测宣称超出推测本身，就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第一句话是信仰陈述，承认其为信仰时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句话则需要扎实的证据支持。

即便撇开这一知识诚信的问题不谈，我也认为，追寻真理与放下错误信念本身就是值得为之的事业。我还想说，九型人格社群源自一长串「真理追寻者」，因而应当愿意接受真理，即便真理会削弱他们珍爱的观念。把事实搞对，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达尔文的影响

当生物学家提到演化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所谓「现代综合」（the modern synthesis）。简言之，「现代综合」的理解是：子代的基因一是双亲基因的混合（在有性生殖的情况下），二是从父母继承的基因中含有复制错误（偶然的差异）。混合与复制错误合起来被称为「随机突变」。有时突变是有益的，会提高子代继续繁殖的可能性；有时突变无益，会降低子代繁殖的机会。久而久之，带有益性突变更多的个体会比带无益突变的个体繁殖得更多。最终，生物体看起来「像是为它的环境而设计的」，因为正是环境决定了哪些突变是有益的。这种「决定」被称为自然选择。（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突变都是死路，而且灭绝的物种远多于存活至今的物种，这无疑削弱了演化中存在导向性「目的」的观念。）

在达尔文之前，自然中这种设计的外观被归因于一位「设计者」；达尔文之后，人们才明白那位「设计者」是盲目而无智能的自然，而非某个有意识、有意图的实体。（为免误解，此处「设计者」是用作隐喻，自然之外并没有设计力量。几乎不可能在谈论演化时不对过程做拟人化处理，而不幸的是，「目的」与「设计」这类词语很难回避。然而进化生物学家之间已达成的广泛共识是：自然并没有刻意的或目的性的意图。）

达尔文的想法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并且直到今天仍让许多人不适。其中一些人——主要是各种流派的创造论者——断然拒绝它，但对任何有思想、知情的人来说，要拒绝它即便可能也是困难的：它是一个过于扎实、且被证据强有力支撑的理论（例如可参见 Prothero 2007、Coyle 2010 与 Dawkins 2009 对演化证据的详尽综述）。另一些倾向目的论的思考者则比创造论者更为精致，他们反对达尔文时会指出理论中看似存在的瑕疵或「缺口」，然后往这些缺口里塞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塞子，通常以某种「智能设计」的形式。这些反对意见常常带有堂吉诃德色彩，且在事实层面始终是错的；但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逐一列举并回应，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原文脚注2：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编有一份简明读本《科学、演化与创造论》（Science, Evolution, and Creationism），可免费下载：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1876。〕

早在 1981 年，然而，威尔伯就采取了一个与科学共识惊人地不一致的立场：

尽管存在这些反对意见，达尔文的演化论通常仍被认为是整个科学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观念。（Scientific American, 2009年1月）

对一般生物学家来说，这听起来令人震惊，但对那些专门研究科学理论的人来说，结论是直截了当的：「达尔文的理论……正处在崩塌的边缘。」（Wilber 1981 pp.304-305）

后来，在《万物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威尔伯写道：

关于自然选择的标准、轻率的新达尔文主义解释——如今绝对没人再相信它了。演化显然部分地通过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运作，但这个过程只是选择了那些已经通过无人理解的机制发生的转变……半只翅膀作为腿不行，作为翅膀也不行——你跑不了，也飞不了。它毫无适应价值。换句话说，带着半只翅膀你就是晚餐。翅膀只有在这些上百个突变同时发生在一只动物身上才管用——而且这些同样的突变还必须同时发生在另一只异性动物身上，然后它们还得设法找到彼此，吃顿饭、喝几杯、交配，并生出拥有真正功能翅膀的后代。真是令人头脑发麻。随机突变根本无法开始解释这一点。（Wilber 1996, pp.22-23）

「没人相信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更恰当地说，是「现代综合」）」这一结论，对几乎每一位实际工作的生物学家来说都会是极大的震惊，正如西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他本人是有神论者）那句名言：「在进化的光照下，生物学中没有意义可言。」（Dobzhansky 1973）

威尔伯关于半只翅膀的评论难以理解，因为「半」只翅膀的价值很容易解释（Dawkins 1996, p.125）。企鹅和鸵鸟大概都会同意「半」只翅膀有价值。威尔伯后来收回了他关于半只翅膀的评论，称那是「比喻性的」，但他仍然坚持标准演化理论有太多缺口，非得诉诸某种演化智能或 telos 才能解释我们的自然状态。

2007年12月4日，他在自己博客上的一条评论中写道：

但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仍不足以解释自然所产生的某些极其复杂形式的惊人涌现。毕竟，从大爆炸和泥土，到威廉·莎士比亚的诗篇，距离相当之远；而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同意，仅靠偶然与选择根本不足以解释这些惊人的涌现。（Wilber 2007）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怀疑论」式的论证，而非正当的批评；要人们指出一位认同威尔伯这些担忧的实际工作的演化生物学家，是很有挑战性的。〔原文脚注3：正是在这里，那些信奉自然中的目的论力量或智能设计的人，会搬出某些并非演化生物学家、却对现代综合提出异议的科学家，如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微生物学家）、威廉·登布斯基（William Dembski，数学家）与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天文学家）。反驳他们说法的资料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例如可见霍伊尔的反驳（http://en.wikipedia.org/wiki/Junkyard_tornado），以及艾伦·奥尔（Allen Orr）对贝希与登布斯基的反驳（Orr 2005）。〕

尽管演化理论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或许仍有争论，但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演化生物学家会同意威尔伯所说的「存在需要插入超自然智能力量的缺口」，或相信随机突变与自然选择共同作用仍不足以解释生物演化。〔原文脚注1：在宗教或形而上学立场上反对演化的人，常用一种手法，即罗列那些对演化理论vs 智能设计的共识立场表示怀疑的科学家名单。而这些科学家极少是真正的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NCSE）启动了「Steve 项目」，正是为了表明支持演化理论的证据何等压倒性。〕

为何在证据如此压倒性的情况下仍有人反对达尔文？

答案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909年的经典论文《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中精彩地给出（Dewey 1984, pp.20-31）。就像……

我指的是那个古老的「设计对偶然、心灵对物质」的问题，也就是事物的原因说明——第一因或终极因。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经典的「物种」概念本身就带着目的的观念。在一切生命形式中，都有一种特定的类型在场，引导着较早阶段的生长走向其自身的完善。既然这种目的性的调节原则对感官不可见，那么它必然是一种理念的或理性的力量。（Dewey, p.20）

他理解「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用丹尼尔·丹尼特的说法）对柏拉图主义与目的论论证的影响：

《物种起源》把那些曾被视为固定与完善之类型的形式，说成是有起源、有消逝的，从而动摇了绝对恒久的神圣方舟；它引入了一种思维模式，最终注定要改变知识的逻辑，进而改变对道德、政治与宗教的处理。（Dewey, p.20）

后来杜威断言，接受演化中固有目标的观念（即目的论）并非站在知识的前沿，而实际上是重归陈旧过时的观念：

断言——人们常常如此断言——特定真理的特定价值、社会纽带与美的形式，若能被证明是由具体可知条件产生的，因而是无意义与徒劳的；断言它们只有在它们及其特定的原因与后果被一并归入某个包容性的第一因和某个穷尽性的终极目标时才得到正当化——这是智识上的返祖（intellectual atavism）。这种论证是退回这样一种逻辑：论证是退回这样一种逻辑：用水之形式本质来解释火的熄灭，又用水之终极因来解释口渴的平息。（Dewey, p. 28）

最后，杜威指出，说自然必定有一个目的（telos）或一只智能的引导之手，在科学上并不成立：

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原理直接切入这一哲学的下方。如果一切有机适应都仅仅源于恒常变异，以及淘汰那些在过度繁殖所引发的生存斗争中有害的变异，那么就不需要任何先在的智能因果力量去计划并预先规定它们。（Dewey, p.26）

我希望在这里说清楚——或许确实有某种智能力量在塑造着自然的演化，或与我们共同创造未来；但即便如此，它依然隐藏得极好，不留下任何存在的痕迹，而且它的存在并非证据所必需。断言这样一股力量存在，属于信仰之事。而达尔文以及他之后那么多人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在不必诉诸超自然力量或目的的前提下，解释生命与人性的演化。

我们演化而来的自然

在理解了达尔文之后，为柏拉图式与目的论式本质主义提供的哲学与科学论证便消退了。若我们从一个指向「我们必须记起之物」或「我们注定要成为之物」的形而上学视角去定义那四个斜体词——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高层面向与低层面向——那么要维持这些概念的存在就变得困难了。

问题于是变成：「该拿什么来替换它们？」

在那些撰写关于柏拉图式本质与目的论著作者与老师（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的著作中，确实有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例如知道「价值」这个问题与九型人格的第三点以及三号型相关，是有用的，因为这一认识为自我发展提供了可供加工的原料。

然而，他们教学的形而上学根基鲜有科学或哲学支持，而把这些面向框定为柏拉图式「本质」或某种展开中的 telos，可能造成误导。或许这些概念作为推动成长的隐喻是奏效的，但它们很容易导致前／超越谬误，并损害九型人格在科学与哲学界的可信度。自达尔文理论于1859年发表以来，我更愿意不使用那些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正面相悖的隐喻。炼金术催生了构成现代化学与医学基础的洞见，占星术催生了构成现代天文学基础的洞见，但科学家们大多已经放下了这些早期观念。同样地，九型人格早期教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催生了深刻的洞见，但也许是时候放下旧观念、接纳新观念了。

柏拉图及其追随者帮助我们理解：人确实具有一种本性，其中包含可预期的倾向、能力与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关于「人具有本质」的朴素直觉并未偏离太远——确实存在一种人性这种东西。但这是一种演化而来且仍在演化的「本性」，它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产，而非某个柏拉图式 realm 或超自然的目的论目的。它是一个松散的品质群，但其中没有任何品质在如下意义上是「本质的」：若某人缺少了它，他就不再是人。这种本性与我们遥远祖先的不同，从根本上排除了它植根于某个「未生的」本质的可能——除非我们认为，比如说，脑容量只有我们五分之一的始祖阿迪皮猿（ardipithecus）也仍在努力重新接触「神圣之爱」（Holy Love）的本质品质……

……440万年前。我们遥远后裔的本性很可能也将与我们不同，正如进化生物学家戴维·巴拉斯（David Barash）所言：

20世纪初的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曾指出「人没有本性，只有历史」，却忘了补充：这其中也包含演化的历史；其结果是我们不仅受到推动，也在某些方式与方向上受到约束。（Barash 2013）

与其依赖理念与 telos 来解释我们的本性，或许从「方法论自然主义」的视角来看九型人格更为有益。方法论自然主义主张：尽管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并不完整，但「自然」解释是支撑事实陈述（相对于信仰或意见陈述）唯一有用的解释；而当自然解释不可得时，应当采取一种开放而不预设结论的、探索性的不可知状态。〔原文脚注4：有必要区分「方法论自然主义」与「哲学自然主义」。哲学自然主义主张自然就是全部存在——没有神、没有奇迹、没有超自然。而方法论自然主义并不对「存在什么」采取立场，它认为可靠地理解自然现象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然主义的方法——科学、理性、逻辑等（Pigliucci 2010, pp. 178-180）。〕

我们的生物学也许赋予了我们一份遗产，但它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超越那些演化上过时的冲动的能力。我们也许有自私的冲动，但我们有能力超越它。正如巴拉斯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所说：

自然主义视角把人本性讨论中的「真实」与「虚假」移除，代之以「适应」与「不适应」。它让我们不再徒劳地抓取某个据称存在于另一个 realm 之物，而专注于提升「适应性」、减少「不适应性」。最后，如果我们记得：与其他一切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一样，我们的气质包含着一些起初以未成熟形式存在、在时间推移与恰当条件下变得更为成熟的要素，那么它就使我们从前／超越谬误中解脱出来。朴素直觉成长为成熟直觉，未分化的主体性成熟为能够恰当地客观地评估自身主体性同时尊重其价值的能力，等等。

我们有机会把自己确立为创造性的反叛者。我们可以选择有意地不育。我们可以选择比我们的基因所乐见的那样更少自私、更真诚地利他。我们可以决定把儿子培养成护士、把女儿培养成公司高管。我想更进一步地说，我建议我们必须做这类事——否认自身生物学遗产中的诸面向——才能成为完整的人。（Barash 2013）

虽然生物学可能为我们的本性提供了地基，但科学并不是方法论自然主义者在试图理解本性时唯一依赖的工具。哲学、心理学，乃至灵性，都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存在」与「如何生活」的关键工具；我们应当拥抱这些领域各自的最新洞见，同时放下那些已经过时的洞见。放下超自然目的与柏拉图式本质，并不妨碍我们追求成长，这也不是呼吁在九型人格中取消灵性。我们每个人如果去追求智慧、慈悲与效能，去寻求与那神圣者的契合，并努力追求某种形式的超越，都会受益良多。

这有什么害处？

除了在科学与哲学上已经过时之外，把人性中某些品质视为柏拉图式本质的做法，正如我们所说，会使我们更容易把某个品质的未成熟版本误认为其成熟版本。例如，我们可能误以为自己的朴素直觉是某种深刻的「内在知道」或「本质指引」。认识到该品质的持续发展和成熟是必需的、认识到我们永远到不了「本质」因为本质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把我们从「真实」与「虚假」的幻觉中解放出来，并帮助我们在评估自己时保持诚实。毕竟，我们有多常听人把自己称作「不健康的」或被困在小我里，或者在讨论螺旋动力学时把自己称作「第一层」呢？几乎从不。然而，在我与来访者工作的经验中，我发现使用「适应」与「不适应」、「有效」与「无效」这类术语，能减少那种防御性——而防御性会削弱人们诚实审视自己并努力改变自己的意愿。

进一步说，把人类经验的各种面向仅仅看作经验的各种面向、而非「真实」或「虚假」的自我，本身就更为准确。常见的解释——我们的「本质」是我们真正所是，而虚假自我是我们后来累积的东西——既误导又不准确。我们的本性与环境如此错综交织，以至于从受孕之时（若把演化遗产也算进去，甚至更早）起，我们就在每一刻不断改变、适应并重塑自己。外部与内部的刺激都会触发表观遗传反应，表达特定基因，进而触发本能反应。我们的环境会触发非意识的认知与情感反应，而这些反应我们甚至不具备感知它们的能力（Wilson 2002, pp.6-16）。我们与环境之间过于通透且彼此缠绕（Ridley 2003, pp.98-124），以至于「真实」与「虚假」这类区分在现实中毫无依据。

那么，接受一种目的论视角的危险何在？从某个角度看，我想大概不大；不过我要重复一遍：如果科学并不支持某人的看法，却声称科学支持，这在智识上是不诚实的。忽视证据及证据的含义，很少会有好结果。人们若愿意从「某种力量在推动演化前进」或「宇宙具有某种内在目的」的想法中获取安慰，这或许没什么害处。但……

……当 telos 的假设变得更宏大、以至于人们假定自己真的知道宇宙的目的是什么时，危害就确实会产生。那些声称知道神意的人总让我有点紧张。最近我听一位以目的论为导向的大师对听众讲，他们作为「知情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应以身骑「充满灵性的冲浪板」处于演化前沿为荣，并对此怀有「神圣的骄傲」（不知那是什么），听得我焦虑不已。

我更认同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中写到一张从遥远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时的做法——那段文字充满敬畏与谦卑，并恳请人们考虑整体，而非少数人那种由自我驱动的「神圣骄傲」：

我们的矫饰、我们想象出来的自我重要、我们以为自己拥有宇宙中某种特权位置的幻觉，都被这一点暗淡的光所挑战。我们的星球是巨大宇宙黑暗中的一个孤独微尘。在我们的渺小中——在这无边的浩瀚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帮助会从别处而来，把我们从自己手中拯救出来……

有人说天文学是一段使人谦卑并塑造人格的经验。还有什么能比这张来自遥远空间的、我们小小世界的影像，更清楚地证明人类自负的徒劳呢？对我而言，它凸显了我们的责任：更仁慈地彼此相待，并守护珍惜这个暗淡蓝点——我们唯一的家园。（Sagan 1994, p.6）

结语：类型是一个有用的虚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朴素本质主义，即那种把本质特征赋予周遭对象的天赋而直觉的倾向。若不能清楚理解本质的诸多面向——这个词的多种含义及其蕴含——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它会把我们困在把九型人格仅仅看作一套简单类型学（typology）的牢笼里。尽管我们不断抗议「我们不等于自己的型号」「九型人格不会把你装进盒子里」，我们却常常像对待他人「就是」其型号那样对待他人，也常常把人装进盒子。一旦落入那种不自觉地相信存在某个「本质」使一个人成为其九型型号的陷阱，我们就会试图把任何行为都解释成凭其型号即可轻易理解的。当我们以为自己理解了某个人的本质时，我们就更不愿质疑自己对他的假设，并会做出各种九型人格的扭曲动作来为假设辩护，而不是更仔细地看看我们所见的一切。九型人格并不能解释一切，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想让它做到。

这种朴素的本质主义同样影响我们的九型人格理论。我们口头上宣称应当关注动机而非特质，但因为我们是朴素的本质论者，结果关注的仍然是特质。我们看到某个特定型号的人身上有一种特质，就假定同型号的其他人也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特质。本该更明白的人最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一定是五号，因为他能量低」「八号型不读书」「四号型不可能管理公司」。这类简单化思维，对九型人格这样复杂而稳健的系统是一种侮辱。

我们直觉地把事物放进类别和盒子，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我们对环境建立某种掌控感。达尔文之前的柏拉图式理解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人）的方式之所以能深深扎根，是因为它与我们朴素的直觉极为吻合。但达尔文向我们表明，生命无法被轻易分类（我们也包括在内）；尽管他最著名的书名是《物种起源》，「物种」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我们以为的那棵整洁有序的生命之树，实际上是一丛灌木——一团杂乱、虬结的灌木，只要能找到着力处就随时冒出来。我们每个人也都同样杂乱虬结，而「型号」这个概念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相信这个虚构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要使用九型人格——既是一套分类系统，也是一张个体心灵地图——那么就必须检视「本质」概念在其所有表现中的形态，并有意识、有意识地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这个词。我们必须决定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的信念蕴含什么，以及这些信念如何限制或推进我们对真理的探索，以及对我们更好本性的成熟。

有人说，一个缺少 telos 或本质的宇宙里没有多少浪漫或庄严可言；我不同意，且要把最后的话交给达尔文，他在《物种起源》结尾写道：

这里显出一种壮丽：从如此简单的开端，最美丽、最奇妙的无尽形态已然、并且仍在演化出来。（Darwin 1859, p.513）

（译注：达尔文原句为「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中文可译为：「而这个星球依照重力固定不变的法则循环运转，从如此简单的开端，至今已有、并且仍在演化出无数最美丽、最奇妙的形式。」此处保留作者对原句的截引与改写，以呼应本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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